余光中，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創作。
餘先生自謂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第三隻手寫評論，翻譯則是左右手揮灑之間、寫作之餘的別業。
不論是正業，還是別業，對於文學創作的薪傳，余光中的堅貞一向是“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
當年讀《鄉愁》時，文字裏感受到的餘先生是位心繫祖國的遊子，是眷戀母親的兒子;有着激情四溢、飽滿結實的身軀。但見到餘先生，才發覺他精瘦如純粹精魄一縷。但是，仍無改印象裏詩文中那才學軒昂、懷抱古今中西的余光中;其實，他無須增肥，就像贅字在好詩裏的無地自容。
直白的鄉愁
膾炙人口的名篇《鄉愁》就像是餘先生最直白的名片，每每採訪都會把《鄉愁》拎起，竟談了30 幾年，餘先生深有感觸地説：“寫《鄉愁》很長時間了，我來回大陸三四十次，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寫‘鄉愁’，哪裏還愁呢?來大陸越來越頻繁，我更願意進行紀實創作，將鄉愁轉一個彎。”
餘先生曾借著名詩人雪萊的經歷説：“詩名太著，光芒掩蓋了論文與譯名。”其實，這個評價同樣適用於餘先生自己。餘先生師承梁實秋，梁實秋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至今難有人望其項背，而餘作為樑的得意門生，在翻譯上亦是成就斐然，奈何他的詩名太盛矣。
説到中國這二字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樣的概念時，餘先生回答説：“我心目中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是古人到現在的中國，是從邊疆一直到中原的中國，包括海島，也是各民族合在一起的一箇中國。所以我的感性裏面的想象，中國或者中華文化是一個奇大無比的圓，圓周無處可尋，圓心無所不在，這個半徑是什麼，半徑就是中文。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把這個半徑拉得更長一點，這個圓就可以畫得更大。”
聊起他對兩岸和香港以及歐洲的感情，他坦言道：“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如果我是女人的話，我就會説是父親，這裏面有一種奇妙的情愫在裏面。我是在南京出生的，25 歲的時候離開了中國，這時中文基礎已經相當牢固了，如果我是十二三歲離開的話，我想我對中文的感情，一定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的。我在香港待了1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的時候，有足夠的時間來寫我的散文和詩歌。假期裏還跟太太歐洲諸國駕車自助遊，開累了，她就把左腳伸過來，踩油門。母親自然是永遠不會變的，妻子一直在我身邊，當然也不會變了。”
與永恆拔河
與余光中同時代的不少詩人已經沉寂，可是余光中手中那支用了一輩子的筆依然神奇。他説，自己要做屈原和李白的傳人，讓詩能與永恆拔河，讓自己在文字中老得漂亮。
問及餘先生認為自己是詩人為先，還是散文、翻譯為先時，餘先生如是説： “我是先進行詩歌寫作，但是我翻譯過很多著作，在這個過程中，詩歌散文的創作影響我的翻譯，而翻譯也反過來影響我的創作。”
餘先生還致力於傳統藝術的現代普及，和白先勇一樣不遺餘力，特別是近年在力推《桃花扇》。“所謂的附庸風雅，沒有風雅也附庸不了啊，附庸風雅好啊，如果變成附庸野蠻就慘了!”餘先生説這句話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讓更多的年輕人關注喜歡傳統藝術，他説自己到大學去做研討會時，中途會勻出15 分鐘來用蘇州評彈來讀自己的詩歌，竟然贏得了很多年輕大學生的喝彩。
談及徐志摩，余光中説，那是他最欣賞的當代中文詩人，饒有興致地背誦起了《偶然》，並逐句分析了徐志摩將英文語法為中文所用，讓詩句呈現了別樣的魅力。余光中説，徐志摩用的是善性西話，不破壞中文音韻之美的高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這樣的句子都是受英文文法的啟示，中文裏，原本是沒有這種表達方式的。”余光中説，中國人的耳朵經過千年平仄聲調的寵慣，是全世界最敏感的，什麼是好的詩文，讀出來聽一聽就知道了，用“仄”調來表示比較重的語氣，用“平”調錶示温柔的語氣。有幸聽到其本人的中英文朗誦，英國詩人Thomas N. 的《SPRING》，和他自己的詩作《民歌》，氣韻充沛，吐字清晰，絲毫不像年逾古稀之人。
説到金庸，余光中的回答卻有所保留，耐人尋味： “這個問題不要牽連我，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看過金庸的書，可是沒有看完。關於金庸的.小説，歷來就是有爭議的，有人説他是經典文學，也有人説那只是通俗小説。但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當年也只是通俗小説，但百年、千年過後，位列中文的四大名著。我只想説，什麼是真正的經典，只有等時光老人來證明了。”
語言比帝國更長久
餘先生曾自謂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第三隻手寫評論，翻譯則是左右手揮灑之間、寫作之餘的別業。不論是正業，還是別業，對於文學創作的薪傳，余光中的堅貞一向是“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
在寫作逐漸淪為商業活動的今天，我們的周圍充斥着越來越多的消遣文學、情色文學的盛行，威脅着純文學的空間。作為堅守着純文學陣地已逾半個世紀的余光中，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他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
現在的中文發展餘先生秉憂重重，他説中文不僅在語言表達上受了別種語言的干擾，開始變得不純粹;在題材上，也越來越“美國化”：“現在國際交流頻繁，任何一個偉大的語系想保持Purity( 純粹，清純)都是不可能的，漢語在歷史上因為朝代變更受過蒙古語和滿族語的影響，現在被英文影響極大，很多文法採用英文的思路，顯得不倫不類。”余光中還舉了很多例子，包括台灣媒體報道他“被學生們建議到杜鵑花盛開的台大校園”，他説， “被動明顯是個英文文法，中國人不會這麼説話。”
“《紅樓夢》是中國的名著之一，為什麼要加之一呢，這是英文的邏輯，卻不是中文的用法。除非是這樣一種情況，你對心愛的女孩説，你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女孩，然後旁邊又來了一個更美麗的，你不得不加‘之一’。”
“語言是比帝國更長久的東西。”他説：“曾經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現在日已落;可他們的語言卻在全世界範圍通用。説漢語的人有13 億多，並且現在據説有7000 多萬的老外也在學中文。
和中文比起來，英文算是後起之秀，1066 年的英文還有着青春痘，可是同一時代，中國的北宋，已經出現了像蘇軾這樣的大家。自五四以後，大家越來越多地使用白話文，有人擔心文言會不會從中文中消失。我覺得，文言是不會消失的，中文文言比任何一個國家的古語都有生命力。拉丁文現在在意大利日常也不會用了，優美的古英文也只存在於一些詩歌和莎士比亞的作品裏了，但是中文文言以成語的形式流傳至今，顯示了生命力。我對我的中文系研究生們説‘入此門者，莫存幸念’。”
然而，説起全球化，余光中這樣説道： “現在有這樣一個趨勢，在文化上，我們受美國文化商業化的影響，像以女性、殖民地、同志為題材的屬於少數人的小説，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popularculture(大眾文化)開始走經典化的路。”
白以為常，文以應變
餘先生特別講到了中文的簡潔之美。他説：“我在美國講古典文學，一首賈島的《尋隱者不遇》短短20個字，但是20個英文單詞是絕對翻譯不了的。”
餘先生承認，熟練應用母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餘先生為自己的寫作定下了規矩： “白以為常，文以應變，俚以求真，西以求新。”針對有人説用成語是思想懶惰的表現，餘先生反駁説，其實我們寫作、講話都離不開成語。“地久天長”、“千山萬水”、“爭先恐後”，簡簡單單四個字卻表達出無限豐富的含義，而且平仄協調，盡顯中文簡潔、對仗、鏗鏘之美。
只有真正認識到中文之美，並對民族的歷史心存温情和景仰，才會自覺地從其中汲取無窮的養分，“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島，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還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龍族。還有幾千年下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和用了幾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
……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着、低歎着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
他把翻譯比作是一門藝術，沒有什麼法典來遵循，“我自己概括出來的方法是‘白以為常，文以應變。’就是説，主要是用白話文來翻譯，但必要時候，需要用一些文言來輔助表達。嚴復的‘信、達、雅’提出後就成了翻譯界的‘緊箍’，箍得翻譯的人個個頭大。對於一個‘雅’的理解眾説紛紜。我自己從來沒有看着什麼準則搞翻譯，翻譯得多了，一切由經驗來印證。我覺得翻譯家首先需要成為一個風格家，才能應付不同風格體裁的作品。”
余光中雖然是個優秀的翻譯家，有着極高的英文造詣，並多次受美國政府邀請赴美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但他對中文的偏愛仍溢於言表， “中文是一種有彈性的語言，她是崇尚‘美感第一，邏輯第二’的。相形之下，英文就有一些看不開了，名詞到哪裏都要加‘一個、一隻，這個、那隻’的冠詞。而中文的詩歌，用最少的詞表達最多的內容，這是英文的十四行詩所望塵莫及的。”
採訪結束，當筆者拿出筆請餘先生題詞時，他卻欣然地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一隻水筆;他的字剛中帶柔，正統清晰，字如其人。餘先生笑言，作為一個文人，無論走到哪裏，筆永遠當是應當隨身攜帶的;而寫的每一個字也應該是由心而發，不逾矩。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