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 莫言：生活的荒誕性我覺得是生活必須有的內容，就像大千世界裏既要有燕子也要有麻雀一樣。
中國當代文學的“差”，可能是一個事實，也可能是一個偏見或者成見。或許這些偏見或者成見的存在，就與人性有關。在近日對莫言的採訪中，莫言談到自己對於人性的一個觀察：“人並沒有多少本質的差別，但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每個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認識到自己靈魂深處的陰暗面，認識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諒解和寬容。”
1寫作首先要有話要説
趙本軍：我注意到，有的作家在訪談裏説他們在寫作上為自己定下的規矩是每天都寫，像阿城就説他基本是用固定的時間去寫，像上下班一樣，寫作的時間和規律上都很有保證。
莫言：我做不到這一點，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作家。我總結了一下，從1986年開始寫作到現在寫了幾百萬字的作品，我的所有寫作時間加起來也沒有超過五年。《紅高粱家族》五個中篇，一箇中篇也就兩個星期，就算寫三個月。《豐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各一個月，《生死疲勞》寫了43天，每一部小説的時間都不會超過三個月，《蛙》寫得長一點，頂多半年。11部長篇，一個半年的話，才五年半。大量的時間我沒有寫作，都是在為寫作做準備。
趙本軍：你曾經説過，當年你寫作最大的動力就是為了離開農村、吃飽飯，現在你已經離開了農村，也不用再擔心吃飽飯的問題了，現在你的寫作動力是什麼?
莫言：現在的寫作肯定不是為了吃飽飯了，現在寫作首先確實覺得還有很多的話要説，感覺還有很多東西要寫。另外就是對小説藝術的探求本身充滿樂趣，像探險一樣。小説藝術其實是無窮無盡的，我們老認為它已經黔驢技窮，山窮水盡，但實際上它還有無限的可能性。每一部新作都具有創新的樂趣，當然這個創新基本是針對自己而言，就是我過去的作品裏沒有的寫法，或者作品裏沒寫這樣的人物、沒有這樣的結構。
趙本軍：你現在身處北京，城市生活是否影響了你的寫作?
莫言：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人，我在農村生活了20年，最後進入中國最大的城市。實際上我現在在城市生活的時間比在鄉村生活的時間要長，雖然我很少正面去寫城市生活，但長期的城市生活對我的寫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的很多小説，早已不是純粹的鄉土小説，而是混雜了城市和鄉村、歷史與現實的作品。我覺得長期以來讀者或評論界形成一個先入為主的看法，這個人是城市人或雖然在農村長大但父母是公職人員，因此這個人是可以寫城市題材的。那個人出身農民家庭，本人又比較土氣，因此只能寫農村題材。如果這個人寫了城市生活那也是不可信的。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説法，因為有很多出身農民家庭的作家寫城市寫得也不錯。我覺得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城市，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生活的這個城市，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寫的故鄉是精神故鄉，而我寫的城市也是精神的城市。城市或者鄉村，畢竟是個環境，小説歸根到底是寫人的，而人，尤其是現代人，城裏人和鄉下人，到底有多大區別呢?我感到我對很多出身高貴的城裏人的理解沒有絲毫困難，他們的美好和邪惡我都能理解。
2哪裏有人哪裏就有荒誕
趙本軍：王安憶、馬原等作家紛紛出版一些關於經典小説解讀的書，如王安憶的《心靈世界》，馬原的《閲讀大師系列》，你是否想過寫一些類似的書?
莫言：我是一個不勤奮的人，我讀書很難讀到尾，讀到三分之二就不讀了。大部分作家的書讀到三分之一的時候，基本可以知道這個作家的路數，讀到三分之二就會知道它的結局，後邊翻一翻就可以了。一個讀書不認真的人，沒有資格寫經典解讀。
趙本軍：在目前這樣一個社會裏，作家如何獲得尊嚴?獲得獨立創造的快樂和價值?
莫言：要獲得尊嚴首先要尊重他人，要把別人當人看，當你蔑視他人，利用某種優勢和想象出來的優勢侮辱別人歧視別人，這樣的人要獲得個人尊嚴比較困難。作家的寫作尊嚴，體現在作家的自由創造精神，這也是快樂和價值所在。
趙本軍：現在的小説，關注底層人羣、邊緣人羣的'比較多，你怎麼看這些?
莫言：這是一種作家的需要，跟底層無關的一種需要，這也是一個悖論，包括我個人的寫作。我寫了幾十年的農村，但是我的小説農民從來不看，起碼大部分讀者不是農民，不能説絕對沒人看，但絕對是少數，讀者還是文學圈裏的人，還是知識分子，被描寫的對象和閲讀者不是一個羣體，很多人是不知不覺的“被描寫”。其實文學就是寫人的，管他是底層還是上層，都可以寫。
趙本軍：你在寫作的時候是否會對作品的社會影響和讀者有一個預設?
莫言：沒有預設，從某種意義上講，要用文學來干預社會這個想法也是很天真的，不能排除掉在漫長的歷史上，確有幾部作品推動當時的某個運動、某個社會變革發揮了直接的作用，大多數作品實際上還是作為一種小説，作為一種藝術品而存在，它是通過藝術的方式來緩慢地影響人心，然後由影響人心再曲折地影響社會。
趙本軍：生活真實到極致，一定是最極致的荒誕，你如何理解生活的荒誕?
莫言：生活的荒誕性我覺得是生活必須有的內容，就像大千世界裏既要有燕子也要有麻雀一樣。一個社會裏只有正常的現象而沒有荒誕的現象是不完整的。我們讀卡夫卡的小説，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後來我們讀東歐的小説發現荒誕跟制度沒有關係，哪裏有人，哪裏就有荒誕。
趙本軍：您認為作家與現實社會生活之間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莫言：若即若離的關係，作家應該作為一個人踏踏實實地生活在現實裏，但是當作家拿起筆來，行使他的小説家的職能的時候，他應該是跳出現實之外，應該是居高臨下地觀察了現實，作為一個人的時候他應該和現實交流。
趙本軍：人的創作資源是有限的，要做到不重複自己是很難的，你是如何做到儘量不重複自己?你在寫作的時候是否會努力避免和那些著名作品中已經有了的人物形象雷同?
莫言：那肯定是要千方百計地來回避的，但有時寫着寫着是不是説我的小説人物裏面也流淌着阿Q的血脈，很難説清楚的。我沒有完全做到不重複自己，每次寫作的時候我都努力地不要重複，但總有明眼的讀者看出了哪個地方又重複了，要完全不重複是做不到的。
趙本軍：迄今為止，你的作品大都圍繞歷史和家族故事展開，現在很多“80後”、“90後”的孩子，成了獨生子女的一代，這也就意味着以往那種複雜家族關係的崩潰、瓦解，同時也意味着他們將很難親近和理解錯綜複雜的家族小説。你是否擔心家族小説在不久的將來會消失，最終只是成為人們日後想象過往的“記憶”?
莫言：小説從根本上説寫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族小説也是，只不過更錯綜複雜。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家族小説曾是一個時代敍事的主流，此後或許會成為邊緣的存在。就像曾經出現的革命戰爭歷史小説，新歷史主義小説等，這些類型都曾引領風騷，而今俱往矣，但並沒有滅絕。家族小説同樣如此，年輕的一代依然會寫到家族故事，但那將是他們心目中的家族，或是他們虛構的家族故事，將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我們只好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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