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中期，即老舍創作的高峯期及成熟期，除了長篇小説之外，他還陸續寫了幾十篇短篇小説，收為《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等集子。《鄰居們》是《櫻海集》中的一篇。要討論《鄰居們》，不妨從老舍的短篇小説觀開始説起。
20世紀30年代老舍對短篇小説這種體裁非常重視。他是從長篇小説開始寫作生涯的，但經過了短篇小説的寫作之後，他説自己這種先長後短的寫作經驗事實上是“吃了虧”。他説：“短篇小説是後起的文藝，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為獨立的一個體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長篇練習，很有點像練武的不習‘彈腿’而開始便舉‘雙石頭’，不被石頭壓壞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夠力舉千斤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笨勁。這點領悟是在我寫了些短篇後才得到的。”因此，“短篇想要見好，非拼命去作不可。”〔1〕這種精神表現為他在各個層面對短篇小説寫作的用心，比如在取材方面經驗與想像並重，在結構方面力求緊湊精到等。不過這些，似乎也都是老生常談。老舍短篇小説的特點，還在於他使用的一些具體的寫作手法。這些手法或許不僅僅是針對短篇小説而言的，但由於短篇小説本身的特性，以及這一時期老舍對短篇小説體裁的偏愛，使老舍把這些技巧運用得恰到好處。
完整地看《櫻海集》等集子，我們會發現絕大部分作品都可稱得上“人物素描”，小説的主旨基本以刻畫人物為中心。塑造人物形象，是老舍創作時最為關心的問題。關於如何寫人物，老舍在《人物的描寫》一文中提到：“描寫人物最難的地方是使人物能立得起來。”至於怎麼“立得起來”，他具體談到的方法有：一，注重人物的動作，“我們須隨時的用動作表現出他來。每一個動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現出他一點來，他便越來越活潑，越實在”。二，描寫相貌：“需要充分的觀察，且須精妙的道出，如某人的下巴光如腳踵，或某人的脖子如一根雞腿……這種形容是一句便夠，馬上使人物從紙上跳出，而永存於讀者記憶中……人物的外表要處，足以烘托出一個單獨的人格”。三，描寫對話：“我們須依着他心中的變動去寫他的話語。言談不但應合他的身份，且應合乎他當時的心態與環境。”〔2〕
除了對人物動作、外貌、語言的細緻把握外，老舍還特別強調人與事的配合。這種配合不僅使人物更豐滿，更重要的是，可以展示故事背後的人文關懷。他説，人物有了個性，“我們應隨時給他機會與事實接觸。人與事相遇，他才有用武之地。我們説一個人怎好或怎壞，不如給他一件事作作看。在應付事情的時節，我們不但能揭露他的個性，而且足以反映出人類的普遍性。”〔3〕“事實無所謂好壞，我們應拿它作人格的試金石。沒有事情，人格不能顯明;……抓住人物與事實相關的那點趣味與意義，即見人生的哲理。”〔4〕
以上是老舍對短篇小説的一些看法。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瞭解作為現代中國的文學巨匠，老舍究竟是以何種方式、何種角度來進行他的文學思考的。這也是近年來老舍研究中具有突破性的一點。有學者認為，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在於他以作品構築了一個包羅萬象的“市民世界”，並通過塑造不同的市民形象，來展開他對這個“市民文化系統”的`批判、譏刺、反思。〔5〕在《鄰居們》這篇短篇小説中，上述諸多方面都有體現。我們就從小説中人與事的配合方面進行解讀。
《鄰居們》塑造了明先生、明太太，以及楊先生、楊太太兩對夫婦。明家夫婦是市儈，明太太是市儈兼潑婦，明先生是市儈兼“西崽”;楊家夫婦則是愛惜自己“禮貌”和“身份”的小知識分子市民。小説中的事件有二，我們不妨稱之為“葡萄事件”和“信件事件”。小人物，小事件，作品的篇幅也不長，很合乎老舍對短篇小説“集中”“緊湊”的要求。最為精巧的，是人與事的配合，時合時分地推動着小説的發展。老舍以從容的筆墨刻畫了生動的人物，同時揭示出“故事”背後的“人類的普遍性”“人生的哲理”，從而完成老舍式的文化批判。
小説中最先出場的是明太太，老舍先用了三段文字對其進行靜態分析與描摹，將她置於一個“座標”之中，立刻就使她的形象初步“立”了起來：“她一切聽從丈夫，其次就是聽從兒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個性既已確立，老舍馬上將她置於事件當中;而在“葡萄事件”中，明太太最出色的表現就在她的語言上，寥寥幾句，句句帶着居高臨下的蠻不講理，市儈兼潑婦的氣息撲面而來：
“是嗎?”明太太的音調是音樂的，“小孩們都愛葡萄，好玩。我並不許他們吃，拿着玩。”
“我説的也是你們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許他們拿着玩。你們的葡萄泄氣，才結那麼一點!”
“偷了你們的，是不是?你們頂好搬家呀，別在這兒住哇。我們的孩子就是愛拿葡萄玩。”
而明太太的言談舉止以及“心眼”，同明先生密切相關。明先生屬於老舍作品中最令人厭惡的“西崽”化的市儈形象系列，他們通常惡俗、惡毒、虛偽，而且自我感覺極好。對這類人物，老舍常常施以漫畫式的描繪和辛辣的嘲諷。小説中的明先生，自視為聖人，很“高傲”，連頭都“抬得很高”，因為“高傲”，甚至“不願意高聲的打太太”。在“葡萄事件”中他沒有現身，然而推動明太太沖鋒陷陣的“原動力”，其實卻是他身體裏的“黑點”。正是這個“黑點”，使得明太太格外強調楊家葡萄的“酸”，而把一個“像楊太太那樣的女人”給“窩回去”。這裏確乎有種“人類的普遍性”。
“葡萄事件”引發了“信件事件”，這使楊先生這個“最新式的中國人”的面貌逐漸清晰。寫楊先生，主要是寫他在“信件事件”不同發展階段的心理變化。最初，楊先生寫了一封文明交涉的信，“想像到明先生見了信，受了感動，親自來道歉……”但明太太的拒收使“信件事件”的進展似乎無以為繼，楊先生無奈地“甚至於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兒架”;好在緊接着又來了一封送錯的信，推動故事有張有弛地繼續着。正是這第二封信，使小説中楊先生的心理產生了數番的跌宕起伏，非常有意思：“他忽然想到扣下這封信，可是馬上覺得那不是好人應乾的事。”等老媽子把明太太再次拒收的信拿回來之後，他“倒為了難”，“想來想去”，才決定貼上二分郵票把信寄出。第二天下午聽到明太太捱打，楊先生“忽然想起那封信，也許那是封重要的信”，“這麼一想，他非常的不安。他想打開信看看，又沒那個勇氣。不看，又怪憋悶得慌，他連晚飯也沒吃好”。不安與思考的結果，終於“使他覺出自己的優越，明先生只是個會抓幾個錢的混蛋”，並且再次想到把信扣下以報復“混蛋”。最後，楊先生“很得意的把兩封信一齊發了。他想像着明先生看看那封客氣的信必定悔悟過來，而佩服楊先生的人格與手筆”。由楊先生的心理變化，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表面上“最新式”的中國人，骨子裏其實還是一箇舊式的讀書人，只不過加上了一點現代小市民的自以為是和一點“精神勝利”。
在楊先生那裏，“信件事件”似乎得到了圓滿的解決。但在明先生那裏，還要繼續折騰。沒拿到信之前，他“不放心”“難堪”，因此命令孩子們踩壞楊家的花草;拿到信後，雖然放了心，但激起的心理是“更討厭那個窮酸”“衝這份討厭也該把他的花草都踏平了”。
最後的“踏花事件”中楊先生“野蠻的血”終於戰勝了他的“文明”和“禮貌”，當初想找明先生打一架的念頭付諸了扔磚頭的實際行動，並通過這種“以暴易暴”的方式，意想不到地換來了太平，“世界上彷彿很平安，人類似乎有了相互的瞭解”。
這樣一個結尾，是上述人與事配合進展的結果，但仍然帶着點出乎意料的誇張。尤其是明先生的思想轉變，略顯得有點生硬;不過，這一“野蠻的勝利”正是老舍所想表達的思考。從情節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雖然兩對夫婦是被兩樁事情聯繫在了一起，但他們之間卻是不能溝通的，不存在相互的瞭解。明先生和楊先生各自猜測着對方，感覺着自己的優越：明先生以楊先生為“窮酸”，楊先生則以明先生為“混蛋”。這些東西由老舍從全知全能的敍述角度寫來，讓讀者覺得分外可笑，同時也很可悲。為打破人們之間的這種隔膜，小説借楊先生的手，砸碎了所謂的“文明”。楊先生砸了明先生家的玻璃，“只覺得這麼做痛快，舒服，光榮。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變成野蠻人，覺出自己的力量與膽氣，像赤裸裸的洗澡時那樣舒服，無拘無束的領略着一點新的生活味道。他覺得年輕，熱烈，自由，勇敢”。———文明/野蠻，成了小説中藴涵的更深刻的主題。
對“老大中國”那個優雅然而日漸貧弱的“文明”，老舍一貫抱着一種反思的態度。在老舍看來，為這個文明注入血性和“野蠻”，就是為垂死的文明注入生命力。他的其他作品，如《二馬》《四世同堂》等，也不同程度地體現了這種思考。我們再進一步擴展，其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其他的作家也有類似的表述。如沈從文的小説，在批判城市文明的同時，標舉湘西社會充滿原始活力的人性力量;曹禺的話劇，始終受着一種“蠻性的遺留”的吸引，尤其在《北京人》中，他讚美、呼喚原始“北京人”的野蠻。由此看來，《鄰居們》不僅是一出世態小喜劇，它還關係到一個文化大問題。
〔1〕老舍《我怎樣寫短篇小説》，《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2〕〔3〕老舍《人物的描寫》，《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4〕老舍《事實的運用》，《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5〕參閲錢理羣、温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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