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文言”我們找不到回“家”的路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話大師，文言學習形成純粹、典雅的漢語語感，文言是白話的根基。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壇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羣星，他們是魯迅、胡適、梁實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語堂、穆旦、張愛玲等等，他們光華四射、文采灼灼、風流儒雅，他們學貫中西、鑑古知今。與其説他們是文學大師，不如説他們是運用白話語言的大師。他們的作品90%以上用白話寫成，他們靈動地駕馭白話，“壘築”起白話漢語的華彩篇章。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壇卻“頓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沒有湧現出一個靈動地駕馭白話的“大師羣體”，堪稱“白話大師”的只有寥寥幾位。 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譬如社會政治動盪等等，但一個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釋，也是最根本的解釋，就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中小學階段截斷了系統的文言教育的“血脈”。這使得在20世紀下半葉成為文壇主流文人們，在孩童時期的語言“敏感期”階段，即13歲之前，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深入的文言教育。
他們在語言“敏感期”所接受“語文教育”，即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後的所謂“現代語文教育”，是在廢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話為主體的、為本位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後的人們，在語言“敏感期”，基本是“通過白話”來學習“運用白話”，而不是“通過文言”來學習“運用白話”。 20世紀上半葉的大師們，具有深厚、紮實、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時期就基本已經形成一種以文言本位的“語感”。這種文言本位的“語感”，跟隨他們成人，伴隨他們終生，奠定他們文字表達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們文字表達的“下意識”，使得他們運用語彙時，總是比較純粹、凝練、典雅、古樸，他們能夠自如、嫻熟地從古詩文中，選取極富表現力和生命力的詞彙、詩句，生動、鮮活地或摹像、或寫意、或達情，寥寥數語，便傳神極致。 文言是一種有着幾千年歷史淵源的語言，而白話是一種歷史極短的語言。文言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積澱”了數量巨大的極富表現力的典故、語彙、辭章，而全民使用白話自“五四”誕生至今不過百年。白話還沒有創造出自己“輝煌”、“豐厚”的歷史“積澱”，白話基本源自文言，當今白話的基本語彙幾乎依附於、脱胎於文言，白話的辭章文法也並沒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當的比喻來説，文言與白話的關係，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們在孩童的“語言敏感期”，從“根源處”學習語言，閲讀和背誦一定數量的古詩、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運用白話來表達，那麼，寫出的文字就比較簡潔、乾淨、純粹、典雅、形象、傳神；相反，通過白話來學習運用白話，寫出的文字，就難以達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宂長、繁瑣、歐化、羅嗦、抽象。
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陸作家、學者，整體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話表達水平)，難以與上半葉的大師“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時代“語言敏感期”接觸的文言愈來愈少。20世紀上半葉的大師們，如魯迅、郭沫若等人，他們成為“白話大師”，開白話運用的一代風氣，根本原因是，他們在19世紀接受了系統、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可以説，這些“白話大師”們，少年時期在文言的“醬缸”裏浸泡過的，成人後登上文壇，每個“汗毛孔”裏都滲透着文言的滋養。而20世紀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人、學者們，少年“語言敏感期”，恰好處在大陸的所謂“現代語文教育”從誕生、發展、再發展的時期，也即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此時，正是大陸所謂的“現代語文教育”對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語文課本摒棄文言愈來愈多的時期，大陸語文課本在七十年代徹底告別了文言。因此，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人的`文人們，少年時期接觸文言的數量“一代少之於一代”，因而他們成人時的文風也基本上“一代遜於一代”。幾十年來大陸文人的整體文字面貌是越來越“水”，越來越“白”，越來越“俗”，越來越“痞”，失去了純粹、古雅、潔淨、樸素。不可否認，這正是所謂大陸“現代語文教育”斬斷了“文言”血脈的結果！歷史的教訓，我們不能不汲取，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
少年“語言敏感期”誦讀相當數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後形成一流的白話表達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少年“語言敏感期”僅僅涉獵極少的文言，或者僅僅學習白話，哪怕是一流的白話，那麼，成人時期，形成一流的白話表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過白話學習白話，似近實遠，事倍功半；通過文言學習運用白話，似遠實近，事半功倍。根扎於“文”，語發為“白”，這應是“現代語文教育”的基本法則。 可以聽聽香港著名學者，堪稱語言大師的董橋先生對魯迅先生的點評：“(魯迅)‘先生之文，上窮遠古，旁及異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語，蒼然深邃，情致極焉’。
魯迅讀過古書不少，從而‘知舊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於書卷氣雜以鬥士風采’。仔細閲讀魯迅的白話文，不難發現他筆下其實‘白’中處處有‘文’，可見文言真是白話的基礎。” 我絕對不是主張在中小學階段全面恢復文言教育，全面實行“通過文言”來學習“運用白話”，我主張白話、文言，各佔半壁江山，適度加大中小學階段文言的課文比例，而且是小學、初中、高中循序漸進地增加，至高中階段在課文篇目數量上應當略高於50%；我們中小學語文教育的目標，也絕不是放在培養“白話大師”上，我們着眼於奠定一代幾代“現代人”的“白話運用”的根底，提高“現代語文教育”“學習運用白話”的效率。 現代漢語等於“現代”“進步”，文言等於“非現代”和“落後”，用啥即學啥，不用啥就摒棄啥，這是一種簡單、機械的思維邏輯。
常常聽到一種説法，我們是“現代人”就應該學習現代文，現代語文教育應當着眼於“現實運用”，文言已經不用，至少是幾百年前的書面語，是一種落後的甚至是陳腐語言，現代人何必再去學，説不定會受到拘囿、禁錮甚至毒害，也無益於應用。 這裏面潛藏着一種簡單的認知邏輯：白話等於“現代”、“進步”、“民主”、“自由”，文言等於“非現代”、“落後”、“陳腐”、“封閉”、“禁錮”。包含着一種簡單的實踐邏輯：現代生活應用用什麼，就直接學習什麼，現代生活不直接應用，乾脆就可以摒棄不學。 其實，對文言和白話這種簡單的認知邏輯，早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經存在過，我們還是細細聽聽“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先生是如何説的吧： “古學誠不能無病，現代人也決不能單看古書，這何消説，但一見古書，便視為毒品，未免有點曬不得太陽吹不得野風的嫌疑。現代人貴能通古今，難道專看什麼斯基譯作，讀洋書、説洋話、打洋嚏、撒洋污。《史記》、《漢書》不曾寓目，《詩經》、《左傳》一概不識，不也是中洋毒嗎？” 文言詩文中，有糟粕，也有精華，正像白話中有語言垃圾，也有語言珠玉一樣。對於中小學課本來説，宜古今兼選，不可偏執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關鍵是編寫教材者選擇、取捨得當。“古者則幽深淡遠之旨，今者則得親切逼真之妙。兩者須看時並用，方得文字機趣。”“國語要雅健，也必有白話、文言二源。”(均為林語堂語)林語堂先生還説，文言與白話的誰現代與誰保守，關鍵不在於“之乎”或“了嗎”，而在於文中是今語還是陳言。
如文中是今語，即使借了“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礙事，不傷大雅；如果文中是陳言，即使借了“嗎呢吧”來穿插，也還是鬼話。其原因就在於，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語堂説我寧可寫“白話的文言”(明白曉暢、雅俗共賞、簡潔素樸的文言)，不寫“文言的白話”(貌似白話，口語，卻羅嗦、繁宂，讓人不明不白)。 我們再想想，司馬遷《史記》所體現的精神氣度、文化襟懷，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堪稱博大、恢弘，李白詩歌中所體現的錚錚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稱超絕。詩經的質拙、唐詩的雍容、宋詞的典麗，都已經成為文化史、文學史的絕唱。我們能夠説以上這些是“非現代”、“保守”、“封閉”的嗎？ 文言詩文，更有對學生精神和語感薰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馬遷、李白、蘇軾等先賢，以文言構築的詩文，是輝煌燦爛的“精神燈塔”，照徹千萬年，沐浴古今人。他們的靈魂，用“文言”“走過”的漫漫的精神歷程，我們今人再通過“文言”，讓學生去“循跡走過”，對學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歷練。不斷地“走過”、不斷“歷練”，就是民族的精神“積澱”、“精神記憶”與“精神傳承”！同樣也是語感的形成。
作家李霽野上世紀四十年代説：“讀過一點詩詞的人，黃鸝、燕、鳩、杜鵑等鳥所引起的的情緒，也自然和未曾讀過詩的人完全不一樣。我們經過詩人的眼睛來看萬象，經過詩人的耳朵來聽萬籟，彷彿是增加了一種感官；而不曾讀詩的人，卻彷彿是瞎了眼睛，聾了耳朵，他們的生活經驗自然也就貧乏得多了。”這裏的詩詞指的是古典詩詞，如此量化積累，就是語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氣質的形成。這些恐怕是單純學習白話詩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須循着“學什麼，就用什麼；不用什麼，就摒除什麼”的思路，發展下去，進行語文教學，那麼，現代的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大量產品説明書、市場調查報告、手機短信、QQ聊天語等等，放在語文課本中呢？因為它們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魯迅、胡適、郭沫若反對文言，更多是從政治、思想、社會變革的角度出發的。而他們自身的文言素養，卻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奠定得異乎尋常的雄厚了，所以他們成年後，無論怎樣大張旗鼓地反對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養，是反對不掉的；他們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説是文化的根底，是不會因此而變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紀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語文教師們”，自身文言根基很淺，卻也跟在大師後面，齊聲附和“廢掉文言”，那麼，我們可能“廢掉中華文化燈塔”，廢掉幾代人“文化根基”，同時廢掉“白話的根基”。使幾代人的“白話”成為“浮萍”！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為，現代大陸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現“粗鄙化”趨勢，廣大青少年的語言也正在“網絡語言”、“商業語言”的衝擊下，出現“垃圾化”趨勢。 我必須聲明，我主張在當今語境中重視文言教育，但是，我卻極力反對讓青少年讀“經”。
“文言”如舊戲總覺得隔了一層“文白並重”是開歷史倒車浙江師範大學教授、語文教育家王尚文 在現階段的中小學語文教育中，文言的分量逐漸加重的趨勢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我最近通讀了好幾種中小學語文教材。有的教材中文言的篇幅幾近一半，語文教學要將一半以上的時間用於對付文言。各地中小學開展“讀經”活動的報道也不時見諸報端。一些論者往往把這視為一個文化迴歸的可喜現象加以讚揚。但問題可能並不那麼簡單。在中小學語文教育中，如何確定文言和白話的比重，不僅直接關係到語文教育的效果，而且是一個涉及語文教育以至整個普及教育的根本目標的大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 中小學普及教育的根本目標應該是培養適應現代社會工作和生活需要的現代公民。具體到語文教育，學生迫切需要掌握的是應用現代語文的能力。這是一個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所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之一。
語文活動與人的生命活動密切相關，一個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所應具備的語文素養應該是現代漢語文的基本素養。語文教學活動也理應以現代漢語文的基本能力的培養作為主要任務。因此，現代語文理所應當作為語文教育的主體。由此看來，在中小學語文教學活動中文言分量不斷加重的傾向不但不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而且是一個值得憂慮的現象。它輕則影響語文教學的效果，不利於學生提高現代語文的素養，重則影響學生心靈的成長，甚至成為不適應現代社會的“廢人”、“畸人”。 那麼，在語文教學實踐中為什麼會出現重文言輕白話或者“文白並重”的傾向呢？我認為，這是我們的教材編寫者和教育工作者對現代語文和文言的性質缺乏清醒的認識所致。一些人認為，現代語文淺俗，文化含量不高，文言則代表着深厚的傳統文化。因此，加重文言的分量，就是加大語文教育的文化含量，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認識。 事實上，與文言相比，現代語文更代表了一種先進的、現代的文化。這是一種中國社會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科學的、民主的文化。它不僅是祖國優秀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適應現代化需要的、最具有活力的部分。語言的現代化，不僅是文化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人的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為什麼要倡白話而廢文言？就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文言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妨礙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妨礙了中國的富強。
可以説，現代語文既是中國社會擁抱現代化的利器，也是近百年來一代代中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所做的艱苦努力的歷史見證，同時它又是中國社會現代化取得的重要成果。我們要適應現代化的需要，要培養現代人才，就要用這個先進的、現代的文化去教育當代的中小學生，培養他們的科學思維和民主思想，把他們培養成具有現代意識和靈魂的現代人。以文言為主要載體的我國古代傳統文化則是一種精華與糟粕並存、良莠並存的文化，從總體上來説是一種封建性的文化。在語文教育中提倡文白並重甚至以文為主，實際上是一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
現代漢語是在吸收現代口語、文言、傳統白話中仍然具有活力的成分以及外國語中積極有益的成分的基礎上形成的。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它已經成為一種複雜、精緻、成熟的語言。它是一種充滿活力和可能性的語言。它的詞彙比文言更豐富，語法更嚴密，表達也更精確。要掌握這樣一種語言，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有限的語文課程中，安排大量文言文的內容，勢必擠佔學生學習現代漢語的時間。這樣文白並重的結果，文言沒學會，白話也耽誤了。中學階段是培養正確的語感的重要時期，文白並重的教學方法，也不利於學生形成現代漢語的正確語感。
一些學生的作文中，常常夾纏一些半通不通的文言，弄得彆彆扭扭，就跟這種“並重”的教學安排難脱干係。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學一點文言有助於學生學好白話。這也是一個善意的誤會。文言中確實存在仍然具有活力的成分，但是這個具有活力的部分已經在現代漢語中得到繼承。也就是説，文言的這個部分我們通過現代漢語本身就可以掌握，而不必捨近求遠從它的源頭學起。而文言中已經失去活力、已經死去的部分，中小學生更不必費心費力去學習、掌握。同時，中小學生對遠離他們生活的文言文極難有正確而深刻的理解。正如朱光潛所説，“讀文言文……他總不免像看演舊戲，須把自己在想象中搬到另一種世界裏去，與現實世界隔着一層”。呂叔湘先生也曾經指出，“説不學文言就學不好白話文”，“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事實上，文言和白話分屬兩個不同的語言系統。現代漢語由於吸收了西方現代語言的詞彙、語法，已經成為和文言完全不同的言語系統，通過文言來提高學生現代漢語的能力，不僅是捨近求遠，某種程度上可能還是南轅北轍的。 優秀的傳統文化確實需要繼承，但它並不是中小學階段所要或所能完成的任務。中小學生也要了解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包括讀一些經典的、文字比較淺易的文言作品，但是要求他們在中學階段學好文言、讀通文言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要求。
再説要傳承中國傳統文化，首先要求傳承者必須是現代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要繼承傳統文化必須首先學好現代語文。 我們平常説，中小學語文課程要形成和發展學生的語文素養，這話隱含了一個至關緊要的定語：“現代語文”。完整地説，我們要培養的是“現代語文的語文素養”。因其不言自明，所以省略了。可以被省略，並不等於可以被遺忘。尤其在語文課本編寫和語文教學活動中，於此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語文教育也得做到“三個面向”，特別是面向現代化。無論是在課程標準制訂過程中規定白話和文言的教學目的和教學要求時，在教科書編寫過程中確定文白比例和編寫體例時，還是在教學中明確具體的課文教學目標時，我們都不能遺忘“語文素養”之前的“現代語文”這一定語。目前，我正在主持編寫一套面向初中學生的《現代語文》讀本。在這套讀本中，我們捨棄了文言，課文全部選用現代語文的優秀作品，就是希望通過這些作品迅速提高學生的現代語文素養和能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