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取經一去十萬八千里，山高路遠坑深，妖魔鬼怪橫行，風險不可謂不大。那麼，經言過耳、梵音淨心的玄奘，本應勘破紅塵、淡出世事，怎肯以一己之肉身凡胎，赴這萬里風波之險呢？
這就要分析當時的情形。西去取經的決定，玄奘是當着國家最高領導人唐太宗及自己轄下數千僧侶的面作出的，似乎根本就沒有猶豫過。但應當注意到一點，在他作出決定之前的一時半刻裏，他精神和事業上的雙重“偶像”――觀音菩薩剛剛現了真身，縱是他卅年苦修、心靜若水，此時此景也足以讓他熱血沸騰、頭腦發昏。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一念唐突應承下這宗業務的同時，唐太宗順坡下驢搞了恩賞，加封他一個御弟虛名，結果他只好拈香為誓，要“捐軀努力，不得真經，即死也不也回國”，事至此時，便再無可能推脱保身了。
事實上，玄奘也不是對這西行之險一無所知。因為書中交待得明白，在他作出決定時以及出行的前期，他並不知道自己竟是如來佛祖座下的二號弟子金蟬子轉世，日後會有丁甲、揭諦、功曹和伽藍晝夜護持，也不曉得還能收上三個法力出眾的高徒，事實上會有驚無險地走完全程，因此待他回到洪福寺時，頭腦已然清醒，面對轄下僧眾時似漸生悔意，坦言“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難定”，甚至開始着手交待後事，“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不然，斷不回頭”。可見，此時的玄奘已痛感自己的決定過於盲目和衝動了。
那麼，他為何還是要接受衝動的懲罰，遠赴這萬千險阻呢？
這就得先來看看玄奘此時的處境。雖然對於玄奘的年齡，書中語焉不詳，但從後來信息來看，上路前他當未及而立之年。這個年齡段的`人，主觀上有幹大事業的激情，但客觀上還缺乏人情世故的歷練；也就是説，比較容易衝動。玄奘雖是生身便修行，較常人多些道行，但彼時他的人生際遇，恰是劫波歷盡、柳暗花明：玄奘出世即遭難，為遷安和尚從江水中救出，落了個諢名“江流兒”；十八年後才認了生母，又借外公殷開山的力，方才救出生父。此後就是一路順境，恢復貴族身份後，在外公和父親的同事們的舉薦下，被加封天下大闡都僧綱，還專門修座洪福寺供他修行講經，政治上前途無量；接着，觀音菩薩降駕私訪，送了他錦襴袈裟和九環錫杖，在長安城誇街時萬人空巷，直將他譽為羅漢臨凡，轉眼間又博了個好民聲。
此時年輕的玄奘大紅大紫，可謂人生正值巔峯。
人生行逢順境、甫登高峯時，比較容易飄飄然，以為人生磨難不過如斯，天下大智成竹於胸，頭腦容易發熱。高僧玄奘也概莫能外。所以，當觀音菩薩化身攪了水陸大會，亮出“大乘佛教”的金字招牌後，惹得唐太宗對“談天、説地、度鬼”的三藏真經豔羨不已，旨令一出，玄奘即應聲而諾――可以想見那時的他，定以為天下大事非吾不能當之。但當他回到自己的地盤時，心緒平復了，方才言出由衷：“大抵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報國耳”。“不得不”這仨字頗耐咀嚼了，算是出自肺腑，也足以證明，他的西行冒險並非自覺自願，也不是出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勇大義，完全是盛名之下、情勢所迫，其實已避無可避了。
這樣巔峯易癲狂的故事當然少不了現代版。比如原來就有一個在前蘇聯解體時拿輕工產品換飛機的商人，在成就一系列商業“神話”之後，就開始租衞星，還幻想着替喜瑪拉雅山脈開個口子，讓印度洋的暖濕氣流把青藏高原改造成江南；但結果是，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了。由此可見，人生路上雖風險無處不在，但行至順境時，風險尤甚。此時能不能夠保持頭腦清醒，關係到下一程的兇吉否泰，也決定了你還能往前走多遠，或往高處爬幾步。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