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同時伺候好兩個主人，不偏不倚，譯者之難可見一斑，但“僕”和“主”的關係畢竟是不平等的，地位上的不平等自然就否決了三方對話的可能性。在譯者的主體性得到充分認識並強調的今天，我們更傾向於把譯者、作者與讀者放到平等的地位上來看。譯者與其他二者的不同僅僅在於他的雙重身份:他既是對話的締造者，更是對話的直接參與者。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論文《論翻譯的方法》(Methodendesübersetzens)中提出了翻譯的兩條基本途徑。在他看來，“真正的翻譯者倘若真的希望把原作者與讀者這兩個完全分隔的人聯繫在一起，協助後者正確完全地理解和欣賞前者，他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儘量不打擾原作者而將讀者移近作者，二是儘量不打擾讀者而將作者移近讀者。”施萊爾馬赫顯然認識到了譯者、原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施萊爾馬赫認為譯者只能在這兩個譯法中選出其中一個，然後貫徹始終。如果時而絕對忠實於作者，時而決然順從於讀者，即會出現無法預計的後果，作者與讀者極有可能永遠無法走在一起。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其實，兩種選擇的並列出現並不意味着它們之間二元對立，正如德里達所揭示的，二元對抗的思維往往是對多元化的充滿差異的世界的人為簡化，是沒有依據的。因此，翻譯中出現哈姆雷特“tobeornottobe”式的兩難選擇歸根結底還是在思維方式上還沒有走向真正的多元對話思維並達到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實質性超越。
語際平衡
(InterlingualEquilibrium)説到翻譯尋求語際的平衡，則更是有着深刻的歷史積澱和文化基礎的。在《通天塔之後———語言與翻譯面面觀》中，喬治斯坦納在第5章探討詮釋的運作時，就充分體現了語際平衡的思想。喬治斯坦納認為在語義轉換層面，翻譯是最生動、最徹底地要求平衡的。他把翻譯視為一個信任、攻佔、吸納、補償的詮釋過程，這反映的正是一種平衡的哲學［4］。在他看來，第一步的.“信任”業已使我們失去重心，而在譯者用其徹底而富於侵略性的理解向文本進攻，罔顧後果地掠奪，最後滿載而歸的同時，我們徹底失去了平衡。因此在他看來，這詮釋過程如果沒有第4個階段的話是“危險而不完全”的，詮釋的活動必須給予補償，而真正的補償是通過交換和扳平而達成的。在詮釋過程中，信息交流平衡被破壞，譯者可能取去的太多(他增補修飾原文，加入個人意見)，也可能太少(他縮減原文，把不順暢的部分刪掉)。原文的能量流進譯文內，因而改變了原文、譯文，又破壞了整個系統的和諧。儘管尋求平衡的過程宂長而迂迴，真正的翻譯仍會力求平衡。在形式上和道德上，翻譯應務求‘借貸平衡’。而以補償來恢復平衡是翻譯工作和翻譯道德的關鍵。進而他借用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結構人類學》裏的一般理論模式———社會架構通過語言、婦女和物品的交易建立一個巧妙的平衡———進一步建構了翻譯中的語際平衡模式。在他看來，忠實是個道德觀念，同時也是個經濟觀念。翻譯的忠實就是一種“平衡的忠實”，只有當譯者/闡釋者/讀者竭盡所能，恢復各股力量之間的均衡，維持他在理解過程中已掠奪、破壞了的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這一忠實。再看一個聖經翻譯的具體案例。巴克博士(Dr．Barker)是TNIV(Today’sNewInternationalVersion)Bible的原譯者之一。他在“現代譯本聖經的平衡翻譯哲學”(TheTNIVBalancedTranslationPhilosophy)一文中就指出，現代譯本聖經屬於一種平衡或協調的譯本(BalancedorMediatingVersion)，它既不追求完全的直譯，也不追求全面的意譯，而是試圖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關於怎樣達到平衡，他引入了一套嵌入式的控制與平衡系統來説明，即A-B-C-D，分別指代準確(accuracy)、華美(beauty)、明晰(clarity)和莊嚴(dignity)的英文單詞首字母［5］。具體而言，就是指在追求譯文語言的準確的同時不能犧牲語言的華美，追求語言的華美不能損害了意義的明晰，而追求意義的明晰更不能損害譯文的莊重。這4個要素構成了一個互相制約的平衡系統。不能因為追求其中的任何一項而犧牲了另外一項，而是要在整體上達到一種制約力的平衡。正是這種制約力的平衡使一種平衡或協調的譯本有了存在的可能。他進而指出，一個好的譯本的出現是因為遵循了一種平衡的翻譯哲學:既不多也不少，既不過分盲從又不過分自由發揮，既不過分現代與隨便也不過於做作與刻板。簡而言之，好的翻譯就是避免走極端，而是達到一種平衡，能在最長的時期內吸引最多的讀者。
跨文化平衡
(InterculturalEquilibrium)如果説語言層面上的紛爭可以歸結到“直譯”與“意譯”之爭，那麼從文化的層面上考慮，人們往往用“歸化”和“異化”來區別翻譯過程中是更貼近譯語文化還是更貼近原語文化。正如王東風先生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一文中所提出的，“歸化與異化之爭，是直譯與意譯之爭的延伸。但並不完全等同於直譯與意譯”。並指出:“如果説直譯與意譯是語言層次的討論，那麼，歸化和異化則是將語言層次的討論延續升格至文化、詩學和政治層面。”［6］翻譯的平衡觀內隱着對“度”的把握和對“和諧”的追求。關於“度”的本體性，李澤厚先生在《歷史的本體論》一書中對其作出瞭如下闡釋:“什麼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7］為什麼?因為這樣才能達到目的。人類(以及個人)首先是以生存(族類與個人)為目的，一般説來，做人做事就必須恰到好處。”過於歸化和過於異化顯然是違背“恰到好處”這一原則的。過於歸化的譯本抹殺了語言形式本身所藴涵的文化意義，客觀上造成了文化失真，矇蔽了讀者;而過於異化的譯本則容易導致“翻譯腔”，無法和廣大譯文讀者形成心靈的交流，在本土形成的影響有限，客觀上阻礙了文化交流與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借鑑與融合。綜觀文學翻譯史，我們不難發現，譯作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磨練的結果，也是不斷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狀態的不斷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過程。就林紓的翻譯而言，雖然迄今為止對於其作品能否劃入翻譯文學還存在爭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正是如此“歸化”的作品為中國民眾打開了第一扇通向異域文化的窗户，讀者與原語文化之間的信息交流平台得以建立。此後，隨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本土民眾對異域文化的感知度和理解度逐步加深，本能地尋求“原汁原味”和“異國情調”，異域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得以滲透與傳播，翻譯所承擔的文化交流的歷史使命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實現。平衡是一項技巧，一門藝術，更是一種哲學觀。“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地位已經牢固確立，他是唯一主體，卻不是抽象的主體，他永遠處於與原作者、原作、譯文讀者，甚至包括譯文、譯文環境等的複雜互動關係之中。”［8］如何在人本層面、語言層面及文化層面達到“恰到好處”的平衡狀態，還需要譯者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干擾，走出翻譯活動中二元式對立的思維範式，聯繫具體的各種社會因素，在具體的條件境遇中，綜合考察傳譯問題出現的各種原因，並以此為根據來採取翻譯策略。同時充分重視對話雙方平等性、交往式的對話關係，使對話雙方相互溝通、互相理解、真誠交流、聯合互動。充分重視翻譯活動中的偶然性、不確定性、非理性等可變因素。平衡哲學儘管不能解決所有具體的翻譯困難、清除翻譯障礙，但至少可為譯者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幫助譯者走出矛與盾的二元困境，結合具體情況創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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