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韓愈的詩探究

王安石的詩學道路重點研習借鑑了韓詩，其勢法度整嚴，表現出“新宋詩”的獨特面目，是宋詩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看看下面的王安石與韓愈的詩探究吧！

王安石與韓愈的詩探究

內容提要

王安石是北宋詩壇上最有成就、最有個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歌思深氣鋭、戛戛獨造；而韓愈詩是“王荊公”體的重要藝術淵源。韓、王二家詩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是“以文為詩”。王安石的學韓不僅為自家詩的獨創新意奠定了基礎，而且對宋調面貌特質的彰顯有相當影響，最終助成了宋詩的自成面目，對北宋一代詩學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 王安石 韓愈 宋詩 以文為詩

一

王安石是北宋詩壇上最有成就、最有個性的詩人之一。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曾標舉“王荊公體”，歷代學者多把荊公視為宋詩獨特風貌形成過程中之關鍵。明代胡應麟這樣評價王安石在宋詩發展中的地位：“六一雖洗削‘西昆’，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創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①歐陽修、梅堯臣對於宋詩有發軔之功，但在他們手上尚未形成典型意義上的宋調。王安石詩歌的獨創新奇，讓宋詩在偏離以風神情韻為主的唐詩道路上又大大前進了一步，他的崛起才讓宋詩大變唐人格調，助成了宋詩的自成面目，足見王詩於宋調形成中之轉關作用。

歷來論及王安石詩的藝術淵源，多標舉唐代的杜甫、韓愈與李商隱三人。王安石最心儀的唐代詩人是杜甫，他編選杜甫、歐陽修、韓愈、李白四家詩，將杜甫置於首席，其《杜詩後集序》雲：“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他不僅讚歎杜甫憂國愛民的仁者之心，還推許杜詩為“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的崇高藝術範式。②從王安石本人的言論看，他極力推崇老杜，對李商隱詩也表現出欣賞態度和濃厚興趣；但是卻沒有什麼讚譽韓愈詩歌的評價。一方面，王詩面目較韓相去有間；另一方面，他又對韓愈學問人品多譏詆之詞，給人造成不喜退之的印象。

首先從王安石評議韓愈説起。荊公評韓，第一認為其文足以傳，詩次之；而其學、其繼孔孟之道統、其哲學思想，則上不及先秦諸子（包括孔子、孟子等），下不及本朝之理學家。③很明顯，王安石對韓愈的貶抑非議基本未涉及韓詩。細繹王詩，不難看出韓詩之於“王荊公體”的濡染之功甚深。眾所周知，王安石對杜甫是拳拳服膺的，他學杜也頗有成就，但王詩像老杜的地方，在於“瘦硬”，乃是筆走偏鋒。劉熙載説：“王荊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麪，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④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王安石雖雲學杜，但風格似更接近韓愈。韓愈學杜就是筆走偏鋒，王安石的情況有類於此。不妨説韓愈和王安石是學杜的同路人。故他雖不甚滿意韓愈之學術與人品，卻在詩歌藝術手法方面頗多借鑑韓詩。王安石對詩歌的品賞感悟力極強，他説：“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⑤各用李、杜、韓自家的句子準確精闢地評説三家詩，可知他對唐詩確有精深的研習體認，而“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再”正是對韓詩特徵的極好形容。方東樹《昭昧詹言》雲：“荊公健拔奇氣勝六一，而深韻不及，兩人分得韓一體也。荊公才較爽健，而情韻幽深，不逮歐公。二公皆從韓出，而雄奇排奡皆遜之。可見二公雖各用力於韓，而隨才之成就，只得如此。”⑥明確揭櫫了歐陽修和王安石的詩都是學自韓愈，不過王安石的才氣健拔過人、性情木強躁動，他的條件比歐陽修更適宜學韓，故而荊公更能學得韓詩之精粹，顯出雄奇爽健的特色。

王安石論詩的觀點很有意思。他認為“詩”字從言從寺，而“寺”乃“法度之所在”。⑦追求詩歌語言的法度整嚴，恰恰説明他不可能無視作詩用意經營的韓愈。王安石前期詩歌的最顯著特色，莫若“以文為詩”，像造硬語、押險韻、好用典、改竄古人詩句以為己有這些手段，皆可從中覓到學韓的蛛絲馬跡。歐陽修中標舉韓愈作為詩文典範，一時引發北宋詩壇詩風丕變。韓愈的詩好是好，但究竟有狠重奇險、失之太過的弊病。於是王安石就以杜甫置換了歐陽修詩論中的韓愈，奉老杜為圭臬。王安石雖由韓愈上溯到杜甫，更加“取法乎上”，但韓愈終究是他學杜繞不開的中介渠道。清人延君壽雲：“王介甫詩……古體學杜、韓而不襲，殊勝六一；今體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⑧

論者多將王安石詩分成三期：景佑、治平年間為步趨歐、梅等新變派時期；熙寧十年(1077)為變化創新期；元豐至元祐元年，為晚年詩律精嚴期。就王詩學韓而言，前期主要是研習韓愈古體詩的詩法詩藝以增強筆力；待有了相當的藝術積累後，中期開始進入自覺創意階段，形成逋峭謹嚴、雄健勁直的藝術風格；後期的王詩尤其精工細密，復歸唐風而“不脱宋人習氣”，主要在絕句上借鑑了韓詩的意趣神韻。下面試分期論之。

王安石開始詩歌創作時，歐陽修、梅堯臣等新變派在詩壇的聲勢頗為浩大，他處於新變派的周圍，多寫作古體詩，藝術上受到歐、梅等人的影響，“以文為詩”，峭厲雄直，有散文化和議論化的'傾向。而且王安石其時與新變派一樣，對韓愈亦有相當好感，比如其《寄孫正之》就流露出：“少時已感韓子語，東西南北皆欲往。”這時的詩作也可明顯看出學韓的痕跡，作於慶曆五年(1045)的題畫詩《虎圖》就因工於賦物而為崇韓的歐陽修擊節讚賞。

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須。因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眾史如庸奴。神閒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俯噣如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這首詩語極雄健，狀畫上之虎威風凜凜，猶如真虎咆哮山崗，氣勢非凡。從詩的表現手法看，承受了韓愈“以文為詩”的影響，氣勝筆鋭，不以情韻而以氣格取勝。作品用語之生新恢奇、音韻之剛勁鏗鏘、想象之奇特新穎、議論之透徹宏肆，都全然體現了韓、歐古體一路詩風。延君壽雲：“七古……六一、介甫學韓。”⑨信然。

樑昆評王安石早期古體雲：“蓋公初年古體雖亦不惡，終不過如歐陽一派能道人所不及道，章法開合，筆意縱橫而已，謂之絕妙，似有未可。”⑩這説明王安石早期詩作深受歐、梅等新變派的影響，“以文為詩”的痕跡很深。而新變派的藝術淵源主要就是韓詩，然則王詩與韓詩之間的紹遞承續關係也清晰可辨了。梁啟超評説王安石古體“用刻入之思，煉奇矯之語，鬥逼仄之韻，縋幽鑿險，曲盡昌黎之技也”。(11)用意、語詞、押韻，在在體現出荊公學韓的軌跡。觀其《思王逢原三首》、《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用其韻和酬》等作品，確是學韓而自出機杼，有相當的藝術功力。

皇佑年間，王安石無論是學術文辭，還是為官論政，都已著聞於當時。至嘉祐中聲名更著，隨着詩歌技藝的日趨精熟，王安石在創作上進入自覺創意的階段。這時創作實踐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寫作了大量勇於翻案、見解新穎的詠史詩，議論而能義理深湛、精闢透徹。

自陶淵明作《桃花源記並詩》之後，歷代歌詠桃源之事的篇什層出不窮。唐代王維、韓愈都有膾炙人口的名篇。照理，這個題材已不大可能翻新出奇，然而創新意識雄強的王安石硬是擺去束縛，寫出了不同於前人的新警之意。試比較韓愈《桃源圖》與王安石《桃源行》：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説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怳惚移於斯。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羣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説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船開棹進一回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韓愈《桃源圖》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王安石《桃源行》

説王安石的詩研摹韓愈是沒有問題的。方東樹《昭昧詹言》評韓詩云：“《桃源圖》，自李、杜外，自成一大宗，後來人無不被其凌罩。此其獨所開格，意句創造己出，安可不知？歐、王章法本此，山谷句法本此。”(12)明確指出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作詩的章法、句法學此。清人陸以湉《冷廬雜識》裏有一段話，很有啟發意義：“其（按，指金德瑛）評昌黎《桃源圖》詩云：‘凡古人與後人共賦一題者，最可觀其用意關鍵。如《桃源》，陶公五言，爾雅從容，草榮、木衰四句略加形容便足。摩詰不得不變七言，然猶皆用本色語，不露斧鑿痕也。昌黎則加以雄健壯麗，猶一一依故事鋪陳也。至後來王荊公則單刀直入，不復層次敍述，此承前人之後，故以變化爭勝。使拘拘陳跡，則古有名篇，後可擱筆，何庸多贅！詩格固爾，用意亦然。前人皆於實境點染，昌黎雲：“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則從情景虛中摹擬矣。荊公雲：“雖有父子無君臣”，“天下紛紛經幾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後人須精刻過前人，然後可以爭勝，試取古人同題者參觀，無不皆然。苟無新意，不必重作。世有議後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者，此執一而不知變也。’”(13)古人同題之作確實有助於分析每人不同的思路和手段，可以體會後來者在何處承襲了前人，在何處精刻突過前人。從主題上看，韓詩劈頭就説“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説誠荒唐”，全詩以批判神仙之説的荒唐無根為歸旨；而王作則於仙境非仙境置若罔聞，表達了“雖有父子無君臣”的政治理想，兩詩主題判然有別。從章法結構上看，韓詩鋪陳始終，先敍畫圖，次及本事，先事描寫，後加議論，猶如一篇遊記；王詩則夾敍夾議，以敍為議，以議為敍，筆法錯綜凝鍊，兩詩章法框架也各具特色。看得出王詩有意變化爭勝，欲自具一副筆墨。然則，韓、王二作的消息相通之處在哪裏？細細斟酌，兩首作品在藝術風格上有着不易察覺的內在關捩。王士禛《池北偶談》雲：“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14)王氏論詩推崇盛唐之興象玲瓏、無跡可求，故而王維之作最得好評，他以“努力挽強”為喻，雖含貶義，但也確實道出了韓、王二詩在藝術上的消息相通之處。撇開主題、章法不論，韓詩王作都以雄健的筆力驅駕議論，力去陳言，別出新意，在藝術風格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王詩學到了韓愈那種雄偉健拔的藝術表現力，而又自具逋峭謹嚴之特色。

此期王安石古體詩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篇幅體制明顯減短，以十句左右成章的為多。韓、歐等人的古體歌行長篇鉅製較多，容易流於平直散緩，王安石很可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專力寫作一種概括凝鍊的短篇古體。然而，篇幅體制由長變短並不意味着詩歌容量、表現力的減少削弱；相反，王安石擅長以極簡練的筆墨敍寫議論極繁多複雜的內容頭緒。比如《九鼎》：

禹行掘山走百穀，蛟龍竄藏魑魅伏。心志幽妖尚覬隙，以金鑄鼎空九牧。冶雲赤天漲為黑，鞴風餘吹山拔木。鼎成聚觀變怪索，夜人行歌鬼晝哭。功施元元后無極，三姓衞守相傳屬。弱周無人有宜出，沉之九幽折地軸。始皇區區求不得，坐令神奸窺邑屋。

寫九鼎由鑄造到秦始皇泗水打撈而不得的整個變遷過程，全詩只十四句，但簡短的篇幅濃縮了豐富的內涵，有錘鍊深曲的藝術效果。方東樹評雲：“大題短篇能盡，以深創也。”(15)很有見地。

王安石還有意在古體裏寫一些偶儷的對句。這也與韓、歐頗相異趣。韓、歐刻意以散句單行造成奇崛波瀾，但往往不夠圓潤流暢；王詩古體在句法上用排偶之句，運單行之氣，使詩格凝鍊整飭，有抑揚頓挫的韻致。像“牆隅返照媚槐谷，池面過雨蘇篁葦”（《示平甫弟》）、“千秋鍾梵已變響，十廟桑竹空成陰”（《光宅寺》）等，這種對偶或基本對偶的句子在王詩古體裏可舉出不少，體現出王安石已開始自覺講求法度，注意篇法、句法的鍛鍊精嚴，避免了長篇古體容易僵硬散緩的弊病，這實質上是對韓、歐“以文為詩”的一種發展。

這時王安石的詩已有獨特藝術個性，他的學韓為其詩步入更深刻、更成熟的藝術境地提供了重要的藝術借鑑。

熙寧十年，王安石再度罷相，被擠出政治激流之外，早年的鋭氣漸趨消磨，歸隱江寧後，傾全部精力於詩歌創作，詩風大變。他流連山水、詠詩學佛，寫了大量徜徉山水、抒憤遣情的律絕詩。這些作品講究藝術表現手法，注重寫境，寓悲壯之氣於寧靜淡泊之中，以用意深刻而又明淨空靈的境界代替以往的峭厲奇拔。黃庭堅説：“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脱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16)稱道的即是王安石晚年膾炙人口的絕句。對於這些精工淡雅絕句的藝術淵源，前人多以為學陶（淵明）、學王（維），有唐人風味固然很有道理。其實“半山絕句，頗欲於唐音外別立一幟”，(17)尤其韓、王絕句間有着不易察覺的內在關聯，雖極少有人提及，但亦為不可忽視之事實。

金元時的劉壎獨具慧眼，悟出韓王絕句之間的機軸，他説：“半山清遠韻度，獨步輩流。昌黎雲：‘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意半山絕句機此。其發也，變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長者。”又説：“‘天街小雨潤如酥’，此韓詩也。荊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於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閒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18)劉氏一再談及，自非空穴來風。

按，韓愈雖是奇險詩風的主要倡導者，但其詩亦有平正藴藉、情韻不匱的一面，這尤其體現在他後期的絕句創作中。他的絕句多作於44歲之後，詩風已漸趨平淡自然。韓愈的絕詩近百首，佔全部詩作的近四分之一，多寫景詠物之作，往往在文從字順、清淡自然之總體風貌統攝下含有語言新穎、譬喻奇趣、對仗工穩等特色。元稹《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雲：“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玉磬聲聲徹，金鈴個個圓。”“玉磬”、“金鈴”云云揭示出韓詩近體經過人工錘鍊而又深婉不迫的藝術風貌，故而與盛唐那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格律詩仍有質的區別。錢基博説：“（韓愈）律絕近體，寂寥短章，亦復拔天倚地，句句欲活。”(19)比如韓詩七絕《盆池》其三、其五：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數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純用白描手法，刻畫尋常風景而略帶嫵媚恢詭。上文劉壎所舉《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是韓詩絕句中最有名的一首，前半寫景精工細膩，後半再以議論摹景，益覺境豁意深，這實際已開那種既新警工巧又含蓄委婉的宋詩絕句之先河。王安石晚年也多工巧精緻的景物詩，這些作品觀察細緻、修辭巧妙、意境清新，藝術上與韓愈有異曲同工之妙。葉夢得雲：“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20)葉文所舉即安石七絕《北山》：“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作品一方面有“舒閒容與之態”，顯出復歸唐風的傾向；另一面又“字字細考之，若經隱括權衡”，看出新奇工巧的宋詩風貌，故和韓愈絕句在藝術上有內在的相通處。再看一些作品：

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南浦》）

染云為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染雲》）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佔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北陂杏花》）

這幾首詩以工巧精緻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勾畫出一派閒淡秀雅的自然景緻，與韓愈的《秋懷》、《南溪始泛》等作品面貌雖殊而神骨暗合。

陳延傑説：“荊公定林後詩意幽婉，脱去流俗，非少作可比。猶韓文公貶潮州後之作亦妙絕矣！境遇成就詩人，豈小也哉！”(21)可見王安石後期依然學韓，只是隨着年齡閲歷的增長、人事經歷的變遷，王安石和後期的韓愈一樣，都認識到早年戛戛獨造的詩在藝術、情韻上還是有所欠缺的，於是就致力於修補，顯現出一種復歸唐調的變化。需要辨明的是，所謂復歸，並非真的迴歸盛唐，而是表現為經過人工錘鍊後的深婉閒淡的藝術風貌。這與盛唐詩還是有微妙差異的。概而言之，後期的王安石主要借鑑了韓愈律詩絕句的風格意趣，表現在對其精神特質的領悟、化用上。

二

從王安石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可以看出王詩、韓詩之間的淵源關係，説明王安石研習韓詩經歷了一個由近而遠、由淺而深的逐漸推進過程。需要説明的是，論述一個作家在創作中接受前代詩人的影響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詩歌藝術上的“精神交通”往往很玄妙，在可言與不可言之間，極難用語言精確表達出來。相對而言，最基礎、最具説服力的辦法莫過於將兩位詩人的集子比照而讀，爬梳出兩人在語句、典故、章法等方面的相似之處。錢鍾書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22)關於王安石對韓詩的研習、摹仿、借鑑、化用，錢鍾書《談藝錄》十八“荊公用昌黎詩”條辨之甚詳。錢先生認為王詩師韓有偷語、偷意、偷勢以及善用語助幾種途徑。“偷語”與“偷意”意思略近，是指對韓詩語詞、譬喻、典故等的模擬，試舉例見表1：

表1

前三例王詩在異於韓詩的情境下化用了其詩語詞、比喻；第四例王詩把韓文掰碎了散在詩裏；最後王詩反用韓詩句意。類似例證甚多。“偷勢”指王詩模擬韓詩之句式、章法，如《和文淑湓浦見寄》之“發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本於昌黎《次鄧州界》之“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遊土山示蔡天啟》之“或皆眼委翳”四句、《用前韻贈葉致遠》之“或撞關以攻”十二句，全套昌黎《南山》詩“爛漫推眾皺”一段格調。

與歐陽修學韓重鋪敍、筆力略有不同，王安石接受、研習韓詩的最顯著特徵在“以文為詩”的法度技藝。錢鍾書《談藝錄》十八獨拈“以文為詩”之一端“善用語助”加以詳論。作詩用語助，可以造成詩句轉折頓挫、疏密有間的散文化藝術效果。前人對此認識得很深刻：“宋人實有以文為詩者，於其用虛詞作轉關提頓及排直敍事處，注目便知。”(23)王安石古體詩運用語助就非常普遍，錢錘書説：“荊公五七古善用語助，有以文為詩、渾灝古茂之致，此祕尤得昌黎之傳。”錢先生旁徵博引，舉了漢魏以來古詩用語助虛字的成功範例，而這其中韓愈獨能“薈萃諸家句法之長”，“神通大力，充類至盡，窮態極妍”（《談藝錄》十八）。錢文特別指出韓愈善用“而”、“而我”，諸如《苦寒》之“而我於此時，思覺何由治”、《食曲河驛》之“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祖席》之“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等例，在藝術效果上都有“轉巨石、挽狂瀾之力”。而王安石於此點也尤為精通，像《邀望之過》：“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車載板》：“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送張拱微》：“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等，錢先生以為“觀此諸例，則宗風斷可識矣”。詩用虛字，確有技巧。明人李東陽雲：“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24)

王安石確實是會學、善學、巧學的聰明人。他學韓愈，有時可以讓人看不出一點痕跡，這就是天賦和功力的問題了。清人延君壽舉例：

昌黎詠雪雲：“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旙旗。白帝盛羽衞，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啟途，從以萬玉妃。”極形容之妙。王荊公詠雪雲：“滔天有凍浪，匝地無荒隴。飛揚類挾富，委翳等辭寵。穿幽偶相重，值險輒孤聳。”又“荒林無空枝，幽瓦有高隴。分才一毛輕，聚或千鈞重。飛揚窺已眩，摧壓聽還兇。漁舟平系舷，樵  沒歸踵。空令物象瑩，豈免川途壅。爭光姮娥妒，失色羲和恐”。又作一樣形容，不蹈韓之一字。壯夫斬將搴旗，各有能手，斯為大家。(25)

所舉的韓詩是《辛卯年雪》，王詩為《和吳衝卿雪》和《和衝卿雪詩並示持國》。雪在萬事萬物中最難描摹，但越是困難，大詩人越要爭奇鬥勝。韓詩頗有思致，巧於粧點，但細味卻有萬鈞之力。王詩字面雖無一句似韓，但那種無句不奇、力大如山的氣格，實韓詩之嫡傳。

通過文本分析可以看出，王安石對韓詩下過極深的功夫，韓詩是王詩的重要藝術淵源之一。其實，王安石學韓的這些方面可用“以文為詩”來總萃之。韓愈詩歌的主要藝術特徵即為“以文為詩”，而王安石注重學習的地方正在於此，只不過他的學習借鑑是創造性的，他之研習韓詩主要還是為自家詩的獨創新意奠定基礎。請看王安石的《葛藴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於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為波濤。其巔冥冥不可見，崖岸斗絕悲猿猱。赤楓青櫟生滿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陽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雲雨。以云為衣月為褚，乘光服暗無留阻。崑崙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萊多伴侶。塊獨守此嗟何求，況乃低迴夢中語。

《巫山高》雖説是樂府舊題，但讀王詩卻令人聯想到歐陽修的《廬山高》。的確，為王詩作注的李壁就説：“公此詩體制頗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之傑作。”(26)王安石自言愛葛藴詩的飄逸風格，但細讀並不能體會出多少飄逸的味道。陳衍評雲：

三四兩句，橫絕一世，何減“嶔崎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邪！是能“以文為詩”者。海於天地間，為物最巨，猶詞費矣。“山鬼”於各詩辭中，三次見面，愈出愈奇矣。“乘光”七字，亦驚人語。(27)

試析之。陳衍極力稱道三四句，並引左思《吳都賦》裏的兩句加以比較，指出特色就在能“以文為詩”。句中的虛字“於”、“亦”對舉，而“實至險”、“為波濤”純系描述性的散文句子，合起來非常整飭流轉，讓詩有一種驅駕氣勢、飛流直下的風概，這正是王安石“以文為詩”的佳例。以巫山巫峽為題材，不能不寫巫峽之高峻兇險與神女之朝雲暮雨，此本題中應有之義。王安石寫來得心應手，造語瑰奇新穎，意脈紆徐卓犖。此詩之風格與其説飄逸，不如説奇詭。不知王安石作此詩是否有與歐陽修暗暗較勁的意思，筆者認為王詩高出歐詩之上，堪稱佳作。

夏敬觀《説韓》雲：“宋人學退之詩者，以王荊公為最。王逢原長篇亦有其筆。歐陽永叔、梅聖俞亦頗效之。諸公皆有變化，不若荊公之專一也。”(28)王令才高命短，姑不論；歐、梅學韓到後期皆有大變化；比較而言，倒是王安石終生悉心學韓，從前期的戛戛獨造到後期的追求情韻，韓愈對其詩學道路的影響是貫徹始終的。

三

王安石的個性雄強、脾氣倔強，與韓愈頗有相似之處。清人袁枚雲：“昔人言白香山詩，無一句不自在；故其為人和平樂易。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愚謂荊公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項；若論詩，則終身在門外。”“王荊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荊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執，故琢句選詞，迥不猶人。詩貴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縋幽，自墮魔障。其平生最得意句雲：‘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餘以為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29)袁枚以性靈的標準去評價王安石，自然是南轅北轍，不得要領。王安石的性情刻酷，會對他的詩鑿險縋幽起到一定作用，但還不至於“自墮魔障”。王詩也有從艱險岔道進入，又走回康莊大道的時候。正是王安石的“意氣”，決定了他對前代的韓愈不會服氣。不過，就學詩而言，兩人的道路又體現出不期然而然的相似狀況，很值得深思。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韓愈之於宋人，就像西天拜佛取經路上繞不過去的火焰山一樣，任王安石的本領有多高強，也無濟於事。宋人敖陶孫《詩評》雲：“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30)清人王士禛也批評王安石“狠戾之性，見於其詩文”，“無一天性語”。(31)話講得雖然不好聽，但確實道出了王安石和韓愈的共同點。

王安石在眾多學韓詩的宋人中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特殊人物，探究其詩之學韓，不僅對研究王本人的詩歌藝術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梳理趙宋一代之詩學也有不可忽視的詩學意義與價值。簡言之，關於宋詩的藝術特徵，歷代學者做過不少精闢允當的概括，筆者較欣賞陳衍“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評析，以為頗能抉出宋調內在的真精神，而王安石的詩是比較鮮明地體現了此種特徵的，這和他的學杜參韓頗有關係。王安石是宋詩一代面目的成就者，其詩之學韓的深層意義在於為宋詩的發展闢山開道。

歐陽修之後，宋人“以文為詩”已成洶湧澎湃的詩學潮流，即使安石主觀上對韓愈有微詞，但客觀上總還是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一時風氣的浸染。在北宋，歐、梅等首先標舉韓愈“以文為詩”，他們為以思理筋骨見勝的“新宋詩”奠定了基礎；但是，他們學韓也頗有缺失，叨敍事理時有語言平實滯緩之病，而缺少一種抑揚頓挫的法度。比較而論，王安石對韓詩藝術有更為優秀的創造性繼承，他“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乾脆得不留餘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的意思”。(32)他還注重探討韓詩章法、句法、字法，進入自覺研習法度的新階段。在章法上，王安石刻意安排，筆力縱橫；在句法上化駢為散，以駢偶之句，運單行之氣；在字法上融百家語彙，精於鍛鍊。方東樹説：“向謂歐公思深，今讀半山，其思深妙，更過於歐。”(33)所謂“其思深妙，更過於歐”恐怕就是指安石比歐陽修更多地在詩藝詩法上用力鍛鍊。樑昆《宋詩派別論》專門列有“荊公派”，論及此派“習尚”，認為有好古體、重煉意、好紀事、好集句、好竄改古人詩句以為己詩、好用聯綿字等諸項，實則這些“習尚”皆“以文為詩”的種種表現，都與王氏在歐陽修基礎上學韓密不可分。

凡事都需一分為二地看待。厚學養而作詩，無可厚非，但是如果片面地用學識去補救詩情的匱乏，大掉書袋，那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比如王安石，“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彙和典故的遊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借典故來講當前的情事，把不經見而有出處的或者看來新鮮而其實古舊的詞藻來代替常用的語言”。(34)這也算“以文為詩”給詩歌帶來的負面效應。

王安石承歐陽修借鑑發展了韓愈“以文為詩”的表現手法，議論精警、講究鍛鍊、刻意求奇，已開江西派之先聲，且讓宋詩更明晰地表現出自身的藝術風貌，代表了宋詩的發展方向。如梁啟超説：“山谷為江西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氣遠出，然此體實開自荊公。”(35)當然，韓愈只是王安石研習詩歌的眾多前代典範中的“這一個”，但“這一個”相當重要，對王安石形成自己的詩歌風貌、對推動宋詩的歷史演進都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清人田雯曰：“王臨川恢奇縱橫，可為歐陽後勁，蘇、黃前矛矣。”(36)要之，王安石詩借鑑韓詩而法度整嚴，比歐陽修、梅堯臣等更多表現出“新宋詩”的獨特面目，是宋詩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對宋調面貌特質的彰顯有相當影響，可視為宋詩上承歐、梅下啟蘇、黃的樞紐人物。

註釋：

①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1頁。

②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37頁。

③參見拙文：《荊公評韓新論》，《南昌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④劉熙載：《詩概》，見《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31頁。

⑤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第30頁。

⑥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85頁。

⑦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後集卷一五，見《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⑧⑨延君壽：《老生常談》，見《清詩話續編》，第1805、1799頁。

⑩樑昆：《宋詩派別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60頁。

(11)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845頁。

(12)方東樹：《昭昧詹言》，第270頁。

(13)陸以湉：《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99頁。

(14)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22頁。

(15)方東樹：《昭昧詹言》，第291頁。

(16)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第235頁。

(17)黃普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見《民國詩話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705頁。

(18)劉壎：《隱居通議》卷六，見《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9)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363頁。

(20)葉夢得：《石林詩話》，見《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06頁。

(21)陳延傑：《宋詩之派別》，見《中國文學研究》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27年。

(22)參見錢鍾書《談藝錄》十八“荊公用昌黎詩 詩用語助”條，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05-218頁。

(23)闕名：《靜居緒言》，見《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44頁。

(24)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見《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376頁。

(25)延君壽：《老生常談》，見《清詩話續編》，第1822頁。

(26)李壁、李之亮：《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181頁。

(27)陳衍：《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131頁。

(28)轉引自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58頁。

(29)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1-167頁。

(30)魏慶之：《詩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頁。

(31)王士禛：《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5頁。

(32)(34)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67、68頁。

(33)方東樹：《昭昧詹言》，第284頁。

(35)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844頁。

(36)田雯：《古歡堂集雜著》，見《清詩話續編》，第7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