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筠州學記》翻譯及賞析

《筠州學記》是曾鞏的一篇文章。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後居臨川，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下面是我們為大家帶來曾鞏《筠州學記》翻譯及賞析，歡迎大家閲讀。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衷，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予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

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特有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説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

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能不篤於自修。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乎?

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

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筠州學記》翻譯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詔命令各州縣設立學館。那時的州縣長官，有的賢明，有的愚昧。奉行詔令時，有的盡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裝裝門面，充當官、師，胡亂寫一道奉詔文書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連幾座城邑，聽不到朗朗的讀書聲。上面倡導而地方不響應，使得教學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陽人祖無擇任袁州知州。初來時，就召見一班儒生，瞭解到學館殘缺破敗的情況。他很擔心人材流失，儒學的教化作用逐漸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潁川人陳侁通判，聽了很以為然，意見與祖無擇完全一致。他們一同察看了舊有的夫子廟，覺得太狹窄，不適宜改建為學館，於是決定在城的東北角上建造新學館。那兒土地乾燥堅硬，那兒地勢朝南，那兒建築材料非常優良。學館的陶瓦、牆壁、大門、房廊，有深灰、雪白、硃紅、漆黑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學生、老師都有安身之所，廚房、糧倉都有安排之處。各種器物準備齊全，大家齊心協力建造，工匠技藝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沒日沒夜努力從事，過了一年，就將學館建成。

在即將開學之時，旴江人李覯對眾人勉勵説：“那虞、夏、商、週四代辦學之事，我們只需考察一下經書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憑藉崤山以西之地，與六國大戰，想萬世稱帝，被劉邦率軍振臂一呼，卻連關門也守不住。武官戰將，爭相投降惟恐落後，這是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秦國廢棄了詩書教化之道，使眾人見利忘義的緣故。漢武帝即位於民富國強之際，光武帝出身於行伍之間，都能極力推行儒學，所以民風淳厚極了，一直影響到漢靈帝、漢獻帝的時代。當時，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殺身之禍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勞大得連皇帝也感到威攝的大臣，一聽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諸侯虎視眈眈，卻都不敢稱帝，這種局面尚且維持了數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這樣地維繫人心。如今躬逢聖明天子，你們袁州人又遇到了賢明的官長，使你們能通過學館的教化，追隨古代聖賢的遺蹟。當天下太平的時候，則可以繼承禮樂來陶冶我們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變故，還可以堅持節操，做臣子的為國盡忠，當人子的為父盡孝。學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這就是國家倡導教學之意。如果到這裏來只學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領以求得名利，那豈僅是你們的羞恥，而且也是治國之人的憂慮。”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記。

《筠州學記》賞析

本文標題為《袁州州學記》，實則主要是“議”。作者的主要觀點集中在第三段中。

我國古代的教育事業，有着悠久的歷史傳統。早在夏代，就有了學校的建制。《孟子·滕文公》中説：“設為庫序學校以教之，……夏日校，殷日序，週日庠。”不過，這些官辦的教育機構不盡如人意，正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説的那樣，有不少地方“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這就從側面反映出了袁州州學辦得確實不同凡響。

本文的開頭，通過地方官員對辦學所持的不同態度，引出全文的中心思想，為下文祖無澤積極辦學的行為做了鋪墊。在第二段中，作者不厭其煩地敍述了創辦袁州州學的全過程，從選址、備料、房屋結構、裝飾粉刷等各個方面分別敍述。從中可以看出祖無澤在操辦上確是一絲不苟，而作者並未用過多的筆墨進行讚頌，這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筆法。而在關鍵性的第三段中，作者首先談到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説明了教育事業確實是關係國家興衰的大事。接着，筆鋒又轉向現實，指出朝廷倡導辦學的宗旨所在。最後對“弄筆墨以徼利達”的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文章到此戛然而止。讀到這裏，讀者自然會聯想到在祖無澤的過問下，袁州州學一定會辦得風風火火，成為當時的表率了。

選材詳略得當，也是本文寫作的成功之處。如前所述，作者對辦學的全過程介紹得鉅細無遺，而對原來的“學宮”則僅用一個“闕”字加以概括。“四代之學”的具體做法是怎樣的?由於儒家的經典中早就有了詳細的記載，因此作者便略而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