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為《三國志》所作之注，既不同於傳統史注的切音注義之作，又不同於後世的補史、考史、評史之作。學者們公認其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時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説新語注》等同類形式的注書外，唐宋之後，史注仍以切音注義為主，如顏師古的《漢書注》、李賢的《後漢書注》、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和《後漢書補註》以及民國盧弼的《三國志集解》等，並未沿襲裴注新路而多依傳統路數。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義主要被著史家和評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間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典》自注，司馬光的《通鑑考異》、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因此，“注史新路”的評定並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實際作用。本文擬從裴氏對史學、史書、史家、史料四方面的認識，進行具體分析，從而説明裴注在我國史著的豐富、完整、客觀性的形成發展中所具備的史學意義，進而論定其在我國史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
對史學的認識
裴氏在《上三國志表》中説：“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鑑遠則物無遺照，雖儘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跡。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
這是一段典型明確的歷史鑑戒論，體現了裴氏對歷史鑑戒作用的深刻認識。他先從常理説起，認為一個人能思慮周備，則萬事之理自然有序；懸鏡高遠，則所照之物盡顯鏡裏。對歷史的認識，人們雖儘性探微，亦未必識透其中奧祕，但從其連綿發展的啟示中，還是可以揭示其大致規律的。因此，欲取得周備的識見，還需聽取周圍的嘉言美談；要培養敦厚的道德，就應以前人為借鑑。依據此理，他對宋文帝提出了治國的勸諫：您雖通曉典籍，深愛探究玄理，但還應關注近代史事，廣泛地考察歷朝的興衰得失，以求取得對歷史發展大勢的綜合認識，並垂留後世，用以啟發教育後人。
對史學鑑戒作用的認識，同期的史家亦有類似闡述，而裴氏之論尤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認識，已從傳統的對人物的褒貶，擴及到對治國措施的探討了，史學已偏重在為當今治國提供政策借鑑，史學家的評論已具有政策指導的性質了。這是時代的需要，是史學這一形式更符合戰亂之治國需要的必然結果。因為在魏晉南北朝之政權更迭，風雲變幻莫測的形勢下，統治者如何掌握好天下大勢，施之以有效的措施，極需有正確的思想指導，而比之於儒學、玄學等純理論的説教，史學更具深切著明的特點，因此，史學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史家對史學的認識也就更全面深刻了。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長足發展，首先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與提倡。第一，他們要借鑑古來為政的經驗教訓。三國各政權均重視讀史。如孫權“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為部下開列的閲讀書目中，史書竟佔到七分之四［１］。曹氏父子亦“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2］。諸葛亮飽讀經史，論事常引古代史事作為借鑑，尤其對漢代掌故可謂爛熟於胸。就連武將關羽，亦“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3］。
少數族逐鹿中原能否取勝，往往取決於漢化程度，故學習漢文化成為各少數族當權者的當務之急。史學比之於儒經的繁瑣，玄學的深奧，佛學的虛渺，最易閲讀也最能解為治之急。後趙石勒為羯人，起兵初仇殺漢人，後改變政策，利用矛盾拉攏漢人，恢復九品中正制給漢人地主以參政的機會，實行屯田發展農業生產，很快強盛起來建立了政權。他的成功與熟讀史書分不開。據《晉書·石勒載記》雲，其于軍旅之際常令儒生讀史書給他聽，並按自已的理解談論古帝王善惡。就此看，史學不但使當權者獲取了經驗教訓，而且提高了其文化素養。
第二，當權者需通過著史來確定自己的歷史地位。在政權林立並頻繁更迭的情況下，撰寫國史的目的主要有二，一為頌揚祖德，説明本政權上奉天命下遂人願的合理性，二以史著互相攻訐爭當正統，如北謂南“島夷”，南謂北“索虜”等，史著成了政治鬥爭的有力工具。
出於以上所述需要，每個政權建立伊始，便設置史官、史館，編寫前代與本朝史。社會上私人著史亦成風氣。這樣，史家輩出，史書種類全，數量多，歷代難以相比。史著的繁盛促使目錄學分類發生重大變化，四分法將史部書獨立成類，且置第二位，一改經學附庸的地位，在整個封建文化中佔有了顯赫的位置。與之相適應，“史學”一詞出現了。從歷史知識中獲取治國良策的後趙，一建國便設置了負責經學、律學、史學的專門官員，隨後劉宋政權又下令設儒、玄、史、文四學，成立國子學，則以經史為主課教授，正式成為國家進行文化教育的教學科研機構，史學與經學在學術領域中取得了同等地位，進入了思想理論探討的層次。人們對史學的認識，已由從單純的歷史比附，發展為從行動過程去探討其思想認識，這是一種學術的昇華，意味着我國史學研究的深入，史家素質的提高。
裴松之便生活在這樣的史學環境中。我們所引其對史學鑑戒作用的論述，正是其從思想史的角度所發表的對史學社會性質和作用的認識，代表了當時的理論高度。“智周”、“鑑遠”的道理，説明通過歷史知識可提高人的智能，形成“體備之量”；通過學習先人的模範行跡，可修養道德，達到“畜德之厚”。從此引出對當權者的提示，要“降懷近代，博觀興廢”，以收取“總括前蹤，貽誨來世”的社會效應。雖與“疏通知遠”的傳統鑑戒觀一脈相承，但應看到，在倡行史學研究的歷史階段，裴氏的論述，實已帶有理論探討、哲理思辨的色彩，反映了當時史學理論研究的深入。而裴氏對史學理論的探討，在其為《三國志》作注過程中，對當時史書的總結，史料的處理，史家的要求上，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而使其注書工作帶有了明顯的史學批評的特點。
對史書的總結
史書是史事的載體，史書如何記載史事，使人們從中看到所記社會的全貌和特徵，顯然是史學批評應當探討的重要內容。對魏晉南北朝出現的大量史書，從纂寫上進行總結，構成了這一時期史學批評的重點。南朝梁人劉勰之《文心雕龍·史傳篇》是這一時期進行史學評論的專篇，他對反映三國時代的幾部史著多不滿意，唯獨對《三國志》加以稱讚，認為“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歷》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略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肯定《三國志》而批評其他著述的觀點，顯然受到了裴氏的影響和啟發，早於劉勰近百年前，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就指出“壽書詮敍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裴氏比之劉勰，更有“愛而知其醜”的辯證觀點，他同時也指出壽書“失在於略，時有所脱漏”的問題，正由於這一不足，使裴氏對其所愛之書進行了一番修補改進的工作，當然，在修補改進的過程中，不僅僅針對壽書，同時也涉及了反映三國時期史實的所有著述，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進行了總結與批評。
裴氏的修補改進工作可分作四個方面：補闕、備異、懲妄、論辨。在上表中他説：“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記注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説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廖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這種參照同期各家著述，以當時最好的史書作為批評主要對象的做法，本身就説明了裴氏所提出的問題，帶有相當的普遍性，而裴氏所作的工作，也就帶有了普遍的指導意義。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脱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５０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説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敍。裴注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闡明瞭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２００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２３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説，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説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説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説“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説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説“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敍事描寫兩個方面。
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説：“臣鬆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4］，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5］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説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麼，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敍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據此可見，裴氏所提出的補闕、備異、懲妄、論辨四方面的原則性意見，均具有較強的史學批評性質，而在探求問題產生的原因時，裴氏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史家的著史態度和識見的高下，也就是説對史家的主體修養進行了研究和論證，提出了對史家的`一系列要求，更具史學意義。下面我們討論這一問題。
對史家的要求
中國傳統史學中的直筆實錄精神，一開始就將對史家的評論重點放在了史家著史的態度上，裴氏繼承這一傳統並揭示其產生的原因。他認為政治環境對史家的態度影響最深最普遍，用史書為當權者樹碑立傳，為本國政權爭正統是隱惡揚善產生的主要原因。他對當時史書普遍存在的“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6］的現象提出批評，並指出陳壽著史亦有此弊。如寫官渡之戰，“紹眾十餘萬”，而操軍“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力量懸殊而曹獲大勝。裴氏對“兵不滿萬”進行駁難，條列史料説明“未應如是之少”，並揭示陳壽“欲以少見奇”以誇大曹操戰績的用心，斥之為“非其實錄”［7］。記載魏晉換代中陳壽有迴護司馬氏的傾向，如高貴鄉公被司馬昭部黨所殺一事，僅以“高貴鄉公卒”一語帶過。裴注卻連引六家記載補充了被殺的經過，顯然是對陳壽迴護做法的糾正。
裴氏認為“以愛憎為厚薄”的著史態度“虧於雅體”，有失史法，亦是史家一忌。如孫盛《魏氏春秋》為美言孔融八歲小兒，極言其聰明特達，玄了禍福，見父被執而竟無變容，奕棋不起，一副悠閒逸樂的神態。裴氏指出孫盛原本為博取美談，卻適得其反，失人之常性，廢念父之情，“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8］。再如習鑿齒痛恨司馬氏，在《漢晉春秋》中將曹髦的葬禮寫得很冷清，説明司馬氏失禮。裴氏指出：“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並總結了人們在認識上極易出現的通病。即“一不為善，眾美皆亡”［9］的偏頗。這説明裴氏強調客觀性，客觀地認識問題是其史學思想科學化的保障。基於此，他對史家著史中隨意改動史料極為反感，在《魏書·武帝紀注》中批評孫盛説：“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在《魏書·王凌傳注》中批評習鑿齒説：“（《漢晉春秋》所記）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自習氏，且制言治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而對袁暐《獻帝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的批評最為激烈。在《荀彧傳注》中指斥袁暐之書為“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在《袁術傳注》中並斥二人説：“不知資、暐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所不取者也。”
對誣罔視聽之作的深惡痛絕，正是其對當時虛妄史風的反擊，為此他提出了端正著史態度的原則，即“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他在《蜀書·龐統傳注》中説：“臣鬆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躓於犬馬之形也。”弟弟謀逆，兄長告發，本應免其兄死罪，但孫盛卻以“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的迂闊之論來強調“王者之體”，主張嚴刑處置其兄。裴氏在《魏書·高柔傳注》中批評其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實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言，不切於實”。如果大義滅親的做法不予肯定，實為“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這通議論，為史家認識問題提供了一個“貴得當時之宜”的範例。關於荀彧一生的功過，從荀彧本傳及裴注的行文中，可看出陳、裴認識是不同的。陳壽認為荀彧雖一心匡復漢室，但一生輔翼曹操，導致君臣易位，事與願違，是“機鑑先識，未能充其志”。裴氏從當時實際出發，説明在漢室衰微，諸侯割據情勢下，荀彧要匡復漢室，拯救黎民，只能依靠實力雄厚而又以漢臣自居的曹操，這一選擇的結果是“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達到了“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到曹氏代漢之勢不可挽回時，荀彧“亡身殉節”，“全大政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哉”！這一分析，主要是將人物放在複雜的社會實際中，辯證地論定其貢獻，顯然又是一個“貴當時之宜”的範例。類似例證還有很多，要之強調史家要有把握主體、認識主流的識見。
就以上各例看，裴氏對史家的要求，既強調道德品質的可靠，愛好感情的純正，又應有理性認識的深邃，辨章事理的公平，而這些修養又必須放在對客觀史事與人物的處理上來檢驗，看其能否尊重實際，認識實際，從實際出發來反映實際。只有這樣，史家才能出以公心，撰成實錄。而只有實錄，才能標誌其真正價值。
裴氏對史家的要求，揭示了史家主體必備的史識、史德條件，應該説對後世史評家在史識，史德的研究探討上是有啟發意義的。
對史料的處理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蓬勃發展，使史料文獻在精密的分類過程中得以整理和保存，史料學逐步形成。在如何運用處理史料的問題上，裴松之亦有精闢論述和實踐經驗。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説：“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兼採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逾本質。”意為繪畫用多種色彩成文，才能使畫面斑爛絢麗；蜜蜂兼採多種花粉釀蜜，才能使甘甜超過花蜜。史家撰著史書也要廣收博採史料，認真鑑別考核，合理剪裁去取，才能寫出信實可靠的史書。為此，他注《三國志》，“奉尋旨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做了大量收集、鑑別、剪裁工作。史料收集以文獻典籍為主，前後引用書目達２２０種之多［10］註文多達３２萬字，接近本文字數［11］。就此可見其收羅之廣泛。在辨明和印證史事時，註文往往引多種史料，如原文“高貴鄉公卒”一句，註文連用六家史料，字數達６３５字之多［12］，取得了“眾色成文”、“兼採為味”的效果，將司馬昭陰謀篡權的經過做了詳細的交待，解開了歷史疑團。裴氏還注意錄用所見所聞的活史料，如在《吳書·孫權傳注》中説：“鬆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在《蜀書·李恢傳注》中説：“鬆之訊之蜀人云：‘ｘｉá＠①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在《魏書·三少帝紀注》中説：“臣鬆之昔從徵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雲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所有這些典籍的或實訪的史料，經過歷史的滄桑變革，均成為後人珍貴的文獻。
與同期史家相比，裴注對史料的剪裁更勝一籌，因此更受後人稱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到裴注時説：“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註文在史料價值上是否超過本文，尚可商榷，但裴氏徵引之富與剪裁之精，確實是使有“割裂”之嫌的酈道元、李賢相形見絀的。後出的范曄《後漢書》有十六篇與《三國志》篇目相同，但已將陳壽迴護曲解之處一一改過，字數增加一倍。細看內容，則多在裴注中已有。就此看，裴注史料以其完整準確已取信於後世。從其註文能被著史家徑直取用中，顯示了裴注所具備的史書內涵，也就是説經過裴氏的補闕、備異、懲妄、論辨的工作，對史料進行了神心的剪裁鎔鑄處理後，在原著基礎上，裴氏實已構築了一部新的史書框架。在這層意義上，裴注的史學意義遠遠超過了原著，因為其不僅提供了信實完整的史料，而且説明了處理史料的原則，是有利史書健康發展的。
裴氏在總結史料致誤致偽的原因時，認為主要是史家著史態度不端正造成的。本文第三部分已對史家的政治傾向、個人愛憎、識見高低做過分析，此外裴氏還分析致誤致偽的幾種手段，如自造史事，生意改動，附益推演，言不審的，照抄誤傳等。前文所講習鑿齒之“自造”、“推演”，孫盛之“生意改之”等情況，都有相當的普遍性，而言不審的，照抄誤傳的情況就更為多見了。嵇康見孫登一事，《魏氏春秋》和《晉陽秋》説法不一，裴氏在《魏書·嵇康傳注》中指出：“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襄陽記》與《漢晉春秋》記董恢之議論“辭亦小異”，裴氏在《蜀書·董允傳注》中批評説：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就連被裴氏譽之為“事多審正”的陳壽，亦有自相矛盾的情況。關於孫劉聯盟一事，陳壽在《魯肅傳》中説首議者為魯肅，在《諸葛亮傳》中又説是諸葛亮，裴氏在《吳書·魯肅傳注》中説：“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照抄誤傳也是致誤的原因之一。如《魏略》記有辛毗一段議論，裴氏認為其“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不會是秉性剛正的辛毗説的。但“《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裴氏在《魏書·辛毗傳注》中痛惜地指出“斯人（指辛毗）受誣不少”。又如《魏略》、《九州春秋》將劉備三顧茅廬一事説成是諸葛亮主動北上求見劉備的，裴氏在《諸葛亮傳注》中説：“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至於説到“敵國傳聞之言”，裴氏在《蜀書·魏延傳注》中強調“不得與本傳爭審”，即更不能引以為據。
關於稱薦、家傳、譜牒史料，裴氏亦指出其多溢美之辭，不可全信，要做分析。這點在當時注重人物品評的社會風氣中，尤有重要意義，對這種史料不作詳審而照抄，必致虛妄不實以訛傳訛的後果。關於這一點，其在青年時期就上表做過批評提過建議，在《三國志注》中，又屢有揭批。如在《魏書·劉放傳附孫資傳注》中，指《資別傳》為劉放、孫資之負國之言作開脱，是因為史料“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但他認為“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他相信這種真偽相蒙的史料，經過史家的詳審懲妄，總會真相大白，他本人的實踐與對世人的提示正是為此而做的努力。
就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可見裴氏注《三國志》的用心，已遠遠超出“注”的範圍，他從增強史學社會作用的層面上，強調了史學在治國政策上的借鑑意義；從史學批評角度，對當時的史書纂寫進行了反思與總結，對史家的主體修養和理論認識，做了具體的糾正和引導，從總結史家運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誤致偽的原因和手段。所有這一切，都説明裴注在我國史著的豐富、完整、客觀性的形成發展中，具備了重要的史學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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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注》（以下凡引自《三國志》者，僅標其傳名）。
［2］《魏書·文帝紀注》
［3］《蜀書·關羽傳注》
［4］《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注》
［5］《魏書·閻温傳注》
［6］《吳書·魯肅傳注》
［7］《魏書·武帝紀注》
［8］《魏書·崔琰傳注》
［9］《魏書·三少帝紀注》
［10］據清末沈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
［11］本文字數３６萬。據崔曙庭《〈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一文統計。載於華中師大學報１９９０年第二期。
［12］《魏書·三少帝紀注》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廣下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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