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開始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論衣食住行還是生老病死，隨處都能看到科學技術的身影。進入21 世紀以來，世界更是邁進了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由科學技術發展、應用引起的倫理問題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隨着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其所帶來的挑戰與風險更是時刻伴隨着人們的日常生活。
由此，科學技術的倫理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成為哲學工作者、科學技術工作者乃至社會工作者日漸關注的重要議題。由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大連理工大學哲學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第五屆中德科學技術哲學研討會”於2015 年9 月21 日—23 日在大連理工大學舉行。來自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多位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及我國大連理工大學、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上海大學、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等單位的三十餘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共同探討當今世界的科技倫理問題。會議開幕式由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洪曉楠教授主持，大連理工大學哲學系王前教授致開幕辭，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成素梅研究員、德國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保羅·霍伊寧根許納（ Paul Hoyningen—Huene） 教授對會議進行了總結。本屆研討會以“科學技術的倫理挑戰”為主要議題，中德兩國學者就科學技術的基本倫理、應用、風險與挑戰，負責任創新，科學治理及技術的發展等議題進行熱烈討論，分享研究成果。
一、科學技術倫理的基本理論與應用
來自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馬丁·卡里耶（ Martin Carrier） 教授做了題為《氣候變化的倫理學論爭的影響》的報告。馬丁·卡里耶教授以理查德·拉德納（ RichardRudner） （ 1953） 提出的“需要將潛在誤差的實際影響考慮進判斷假説的接受閾中”的經典論證為切入點力圖澄清兩個問題。第一，就這一影響而言，倫理學的方法不足以接受或者拒斥任何特定的評估方法。因為不同的拉德納式參數可以因類似“如何對抗氣候變化”的問題而被篩選。第二，應向去判斷行為（ 而非假説） ，並對所要選取的行動產生合法的倫理的影響探索三種不同的路徑。路徑一： 氣候變化中的經濟學論爭已經表明，假定的貼現率對未來風險的評估具有最重要的影響。由於這一問題關乎倫理，所以，倫理爭議可以用於將貼現率設定在一個特定的值。路徑二： 馬丁·卡里耶教授對是否重視分配公平就能為選取適當的行動提供幫助提出質疑，並認為就倫理的觀點而言無論引起氣候變化的原因是什麼，贏家都至少對輸家的損失負有部分道德上的責任。路徑三： 提出穩固性和適時性是評估政策的附加條件，即我們希望在出現意外時可以確保安全並且利用這種未曾預料到的技術發展創造新的機會，由此，這些標準可以為行動提供參考。
最後，馬丁·卡里耶教授總結，問題的重點是儘管引入拉德納式論點來影響證實氣候變化假説判斷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倫理上的辯護依然在選取對抗全球變暖的恰當措施中扮演着主要作用，這是通過對採取的行動提供建議而非判定科學假説取得的成績。
二、高新技術的倫理與風險
洪曉楠教授在“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技術的倫理學辯護———從一則案例説起”的報告中對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技術進行倫理學辯護。他以我國中山大學科研人員首次成功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為例，討論基因工程技術及其倫理問題。通過對這一案例的分析，報告展開以下幾個方面的討論： （ 1） 在這個案例中研究人員是否區分了治療與研究？ （ 2） 修改人類胚胎基因（ 基因編輯） 在實驗室內是否允許？ 是否可以應用於實驗之外？ （ 3） 基因治療在實驗室內是否允許？ 是否可以應用於實驗之外？（ 4） 基因編輯或基因治療是否存在道德問題？ （ 5） 對風險/收益比的評估做得如何？（ 6） 有無利益衝突？ 由此形成了基因工程技術及其倫理問題域。在報告中，洪曉楠教授傾向於反對人胚胎基因組編輯的臨牀應用。但鼓勵CRISPR—Cas9 在基礎領域內的`研究，探討其在模式生物中的編輯特異性，評估該技術的應用前景。因為這個觀點是可以得到倫理學的辯護，也是符合科學精神和科學發展目標。並在最後強調，我們對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技術既要保持審慎的態度，又要防止西方壟斷話語權，假借倫理問題壓制中國或亞洲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從而喪失優先發表學術成果的權利，步上學術殖民主義的老路。
三、信息技術的倫理挑戰與負責任創新
上海社科院成素梅研究員在“量子信息技術的倫理挑戰”的報告中認為，當前，信息通信技術引發的數字鴻溝已經引起了聯合國的注意，而量子密碼技術和量子計算技術將會進一步加深這一鴻溝，需要特別引起關注。量子密碼技術一旦得到普遍應用，量子計算機一旦研製成功，信息安全問題將變得比現在更加突出，世界將會更加處於信息不對稱狀態，從而帶來不平等與不公平，甚至摧毀地緣政治之間的平衡格局。
因此，從事研發量子信息技術的科學家將會比過去的科學家承擔着更高的倫理責任，他們不僅應該關注其研究成果可能帶來的應用風險，而且應該確保他們的研究不能被政治家或有害於他人的利益團體所利用。這樣就導致了兩個倫理悖論：其一，一方面，科學家的研究需要得到政府或某些利益團體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們的研究成果又不能被支持者所控制； 其二，要求科學家有更高的倫理責任感，但是，在量子計算機研製成功之前，我們無法預先判斷一些科學家比另一些科學家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更負有倫理責任，這就出現了一個循環。因此，我們需要在量子信息技術得到普遍應用之前，站在從確保人類和諧發展的立場上，制定相應的使用規範和技術共享機制，需要加強人文教育，特別是，責任教育，加強信息文明建設，提高全人類的責任意識與共享意識，從而使我們生活在一個全人類應該友好相處的理想社會。
四、科學治理與同行評議
德國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的保羅·霍伊寧根許納教授作了“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責任”的報告，從而對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責任進行新的定義與劃界。報告就科學家和工程師負有的責任提出思考： 單純履行職業責任就夠了嗎？ 是否在職業責任之外存在額外的“社會”或“道德”責任？ 如果是，存在於什麼之中？ 眾所周知，目前我們對社會責任尚不瞭解。那麼，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社會責任是否超越/凌駕於他們的職業責任？ 由於現代社會在世界的各個方面的變化迅猛，這些變化通常是由科學和技術創新引發的。科學和技術創新經常包含風險。有時，這樣的風險要過去很久才會被公眾所知。為了社會的利益，可能存在的威脅應該儘可能快地被人們所知，這就意味着科學家和工程師必須儘早發出警告。我們需要儘早對科學技術的批判性發展提出警告。科學家和工程師是最早知道危險的人，由此提出中肯的警告成為了他們的責任，這是責任的功能必要性，而且不能被形式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許多工程師的倫理守則響應這一社會責任問題。這一準則包括： 工程師應該將公眾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我看來，這是向正確的方向邁進。
但同時，這一定位所產生的矛盾卻沒有解決。本屆研討會繼承了前四屆會議的傳統，在參與人數、報告數量、選題方向、討論交流等方面都有所增長和擴大。中德兩國學者對嚴謹卻不失活躍的學術氛圍頻頻稱讚。兩國學者交流思想、博採眾長、輕鬆有序的會議氛圍使學者們感到受益匪淺，論壇交流頻現思想碰撞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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