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魯迅先生那篇著名的雜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之後，我一直對舊中國“長者本位”的家庭觀念深惡痛絕。在這種觀念之下，“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利和威嚴；若是老子説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説之前早已錯了”。而我要對那些“覺醒”的父親敬佩不已，他們“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揹着家庭生活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失去了這世人非人的忍辱，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然而魯迅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把孩子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之後，他們並不能學會“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那又該怎麼辦？我曾親眼目睹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某大學校內公告欄中出現了一封署名為“一位親酸父親”的家信，信中這樣寫道：
親愛的兒子：
儘管你傷透了我的心，但你終究是我的兒子。自從你考上了大學，便成為我們家幾代裏的唯一一位大學生之後，我的心裏已分不清咱倆誰是誰的兒子了。
在你讀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我們收到了你的3封信，加起來比一份電報長不了多少，簡言易駭，主題鮮明，痛篇字跡潦草，只有一個“錢”字特別工整清晰。
當時正值你媽下崗，而你爸我微薄的工資，顯然不夠你出入卡拉OK、酒吧和飯館。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不僅沒有半句安慰，居然破天荒的來了一封長信，大談別人的老爸老媽如何的大方。你給我和你媽心上戳了重重的一刀，還撒了一把鹽。不知在大學裏，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識和社會閲歷之外，還能否長一丁點善良的心？
“辛酸父親”的來信，在大學的校園裏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許多人都以為它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刺痛了社會的心”。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父母從小沒有進行恰當的教育於此肯定有關係，然而我思考更多的是，在父親“覺醒”、孩子“解放”之後，“我們現在該怎樣做兒子”？這才是我考慮的關鍵所在。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想，首要的一點，就是要告清楚“誰是誰的兒子”。這決非一個簡單的問題。在孩子被解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之後，搞不清“誰是誰的兒子”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多。今天的父親在兒子面前意猶昨天的兒子在父親面前一般必恭必敬，惟命是從。孩子得到了“解放”，父親與兒子之間的角色也隨之發生了戲劇性的顛倒，這不能不説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我不是“聖人之徒”，説要搞清楚“誰是誰的兒子”，當然不是要重新確立長幼之序，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在走到另一個極端去。而是因為，這一問題實在是討論的前提。試想，如果連這個問題都搞不清楚的話，還如何去討論“怎樣做父親”、“怎樣做兒子”這樣更進一步的問題？
那麼，“我們現在該怎樣做兒子”？
我們需要學會感恩。魯迅曾説，“父子之間沒有什麼恩”。我也曾説過，我不是“聖人之徒“，聽到這樣的斷語當然不會“面紅耳赤”，但我也確實坐不住了。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生育完全是一件“損己利人”的事情。單從個體的角度來説，在從性愛到生育的環節中，人具有這一圈子的能力。他既然能跳卻不跳，偏偏要這般“損己利人”，當然不能説一點恩也沒有。退一步來説，即便將“生”看作是滿足性慾的副產品，沒什麼“恩”的話，那麼“育”呢？難道一點“恩”都沒有嗎？我想，我們只有懷着感恩的心去對待自己的父母，才可能以感恩的.心去面對這個世界。
我們需要學會體諒。就算有人堅持要説“父子之間沒有什麼恩”，他至少也得要承認“父親並不欠子女什麼債”。“覺醒的父母，完全是義務的”，這句話父母可以説，其他人也可以説，如果我們也理所當然的這樣説，就有點不合情理了。實際上，父母對於孩子的教育，從來都是含辛茹苦，盡心盡力。他們並不期望有什麼回報，如能夠得到一句關切的問候，對他們而言已經是“受寵若驚”的事情了。孩子若像債主一般，天天逼着父母做那些力所不及的“奉獻”，對他們來説幾乎就是人間最大的心靈折磨。我們都需要體諒，父母當然也不例外，要學會體諒別人，首先就要學會體諒自己的父母。
我們還要學會承擔責任。我們隨着年齡不斷的增長，我們就得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無論是對自己，或對父母、朋友，還是對競爭對手。而單從做好子女一面來講，我們尤其需要早日自立，儘量減輕父母的負擔與壓力，同時也可以為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別忘了，在我們被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之後，父親還在身後獨自肩負着那道“黑暗的閘門”，我們有責任把他一起帶到幸福的生活中去。
這樣的“需要”還有很多，我當然不能一一指出。再套用一句魯迅先生的話作為結尾：“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心中有了愛，便能學會感恩，學會體諒，學會承擔，學會怎樣做子女。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