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湖南人，我也到過全國不少地方，儘管囊中羞澀。可我居然沒有到過岳陽樓，深以為憾。
對於岳陽樓，我還是30年多前初中時讀過一篇必背的課文，才有那麼一點印象。那篇課文就是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如今30多年過去，我依然記得：“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時六年九月十五日。”但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現在已成為至理名言而千古傳誦。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就是北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范仲淹寫這篇文章已經過去970週年了。近千年來，這篇文章激勵了多少仁人志士愛家愛國，近千年來，這篇文章鼓舞了多少有識之士憂國憂民？
我沒有到過岳陽樓，無法體會她的壯美，但我能從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感覺到她的雄壯氣勢，你看，岳陽樓“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你看，岳陽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
北宋王朝（960-1127）只是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從來沒有統一過全國，與之對峙的政權還有遼、西夏、西州回鶻、吐蕃諸部和大理等。北宋吸取五代十國時期“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的武將專權的教訓，採取重文輕武政策；為加強中央集權，宋太祖把兵權收歸中央，抽調各地精兵強將充實中央禁軍，派文官擔任地方長官，設通判監督，地方賦税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中央掌控，造成了強幹弱枝局面。這一系列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但也形成了宂官、宂兵和宂費的局面，為北宋埋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據史料統計，到北宋中期，各級官員人數比實際需要的多出兩倍以上，有時三五個人擔任同一官職。官僚互相推卸責任，大多不幹實事，行政效率低下。軍隊數量100多萬，僅禁軍就比宋初增加了三倍多。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財政部門入不敷出。
范仲淹寫此文時（1046），正是積貧積弱的北宋中期，慶曆新政夭折後被貶流放之日，於鄧州知州任上。慶曆年間（1041-1048），包括宋仁宗在內的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人，都感覺到，若不採取措施，緩和矛盾，北宋的統治將岌岌可危。慶曆三年（1043年），他出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掌實權），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措施。范仲淹認為，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是吏治不整。慶曆新政的改革措施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慶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貶到邠州、鄧州任知州（相當於現在地級市的市長）。堂堂國家副宰相，從中央貶到地方做知州，心理落差有多大？那種報國無門、為君分憂的理想從此無法實現。但范仲淹沒有怨恨，還在處江湖之遠憂其君。這種思想，就是今天的我們每個人都能有的嗎？
我作為一個湖南人，因未到岳陽樓而遺憾；因北宋從沒統一全國，積貧積弱而遺憾；因范仲淹新政夭折，壯志未酬而遺憾……
我作為一個湖南人，因范仲淹《岳陽樓記》而欣慰；因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而欣慰；因他“先憂後樂”的崇高思想而欣慰……
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被貶官員，尚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難道這不值得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公僕們學習和反思嗎？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