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反映了屈原對楚國黑暗腐朽政治的憤慨，和他熱愛宗國願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發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
《離騷》關於《離騷》的創作背景，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作於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時，還是流放中。《史記·屈原列傳》裏説，年輕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讒害，楚懷王因而疏遠了他。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裏説：“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裏也説：“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着矛盾。
由於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首詩本身找證據是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動的態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後所作，這並不足信。因為《離騷》後半部分，全是寫作者想像中的雲遊，“濟沅湘以南征兮”並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説法是可信的。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大忠實於史實，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説：“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説：“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而創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於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敍傳。
拓展閲讀：《離騷》賞析
一、文化背景。《離騷》的形式來源於楚國人民的口頭創作，詩人又將其加以改造，構成長篇，使之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它的語言精煉，吸收了楚國的不少方言，造句頗有特色。從構思上説，詩中寫了兩個世界：現實世界和由天界、神靈、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風、雷、鸞風、鳥雀所組成的超現實世界。這超現實的虛幻世界是對現實世界表現上的一個補充。詩人設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傳説中的神山崑崙之上，這是與從原始社會開始形成的一般意識和原型神話相一致的，所以顯得十分自然，比起後世文學作品中通過死、夢、成仙到另一個世界的處理辦法更具有神話的色彩，而沒有宗教迷信的味道，形成了這首長詩內部結構上的大開大闔。詩中所寫片斷的'情節只是作為情感的載體，用以外化思想的鬥爭與情緒變化。然而這些情節卻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長篇抒情詩易流於空泛的弊病。
二、創新價值。《離騷》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 以至於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着詩人鮮明的個性光輝，這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離騷》在語言形式上，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統篇隔句句尾用“兮”字，句中則往往配以“之”、“於”、 “乎”、 “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也有全句不用虛字的。這種新的詩歌表現形式，為《詩經》以後興起的騷體文學奠定了基礎。
三、藝術價值。《離騷》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這標誌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一個新時代。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後世正直的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四、韻味之妙。《離騷》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其中的比喻，以物喻人，並不僅僅停留在個別事物的類比上，還體現於整個形象體系的構思中，可謂引喻之妙，因而又含有整體上的象徵意義。詩中的一些片斷情節反映着當時的歷史事實(如“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傷靈脩之數化”即指懷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對屈原態度上的幾次反覆)。但表現上完全採用了浪漫主義的方法：不僅運用了神話、傳説材料，也大量運用了比興手法，以花草、禽鳥寄託情意，“以情為裏，以物為表，抑鬱沉怨”。而詩人採用的比喻象徵中對喻體的調遣，又基於傳統文化的底藴，因而總給人以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