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共通，文史哲亦共通
----《史記》探究
深厚的文學造詣和鮮明的個性特色，是《史記》成為史家絕唱的又一重要原因。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史記》是歷史書，是文學書，也是考究“天人之際”的哲學書。這部鴻文鉅製，對於歷史學科的重要性，自無待言，從語文學科的角度看，我們小時候，是把它當成文學書讀的，現在的中學生，不也是在語文課上讀《史記》的嗎！
寫書，總要經歷立意（確定全書體例）選材、佈局謀篇、命筆行文、選詞煉句這樣幾個階段。司馬遷寫《史記》，也不例外。
從立意上看，可以明顯地看出《史記》親民、求實、通變、不以名位、成敗論英雄。
親民。司馬遷在感情上接近人民，重視民心的向背，並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對封建統治者的憎惡。他滿腔熱情地為出身下層的侯生、荊軻、朱家、郭解、司馬季主等剌客、遊俠、日者乃至倡優滑稽之徒立傳；在翔實記述秦漢之際農民大起義的同時，他實事求是地肯定了陳涉、吳廣諸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明白白地為百戰不得封侯的李廣鳴不平；淋漓盡致地揭露酷吏的專殘和佞臣們的醜惡嘴臉；實事求是地從政治上和社會經濟上揭露了漢武帝“承平盛世”下所掩蓋着的階級矛盾，嘲笑這位不可一世的漢家天子一再受騙於方士妖人。一部《史記》，是以司馬遷自己的是非觀念來善善惡惡的。班固説他“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其實，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否定漢武帝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作的貢獻；頌揚遊俠，是肯定他們犧牲自己，救人之急。通過頌揚他們來表達司馬遷自己對於開明政治的嚮往，對於人民追求物質財富和反抗強暴的同情。正是這種“是非頗謬於聖人”的精神，才使得他這部《史記》閃灼出奪目的光輝。
求實。是説這位太史公繼承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客觀實際，誠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通變。司馬遷清楚地認識到：歷史是一個不斷髮展變化、永無止息的過程。他重視歷史的發展和變化，力求通過對於這種發展與變化的探討，揭示歷史事件的規律，並且用歷史變化的觀點記述歷史。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詳細地講。
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半中國，到過很多地方進行調查，廣泛閲讀了皇家石室、金匱收藏的各種祕籍、檔案文書，廣泛採錄諸子百家典籍，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有價值的史料都儘可能地寫進了書中，從而使得《史記》在相當廣闊的範圍裏，生動地展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他蒐集材料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是：
1、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通計《史記》引用之書，計有103種。其中，“六經”及其訓解註疏之書24種，諸子百家之書52種，歷史地理以及漢家朝廷檔案20種，文學之書7種。
2、取資金石、文物、圖象和建築物。《秦始皇本紀》著錄了“泰山石刻”、“琅琊石刻”和“之罘石刻”；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觀蒙恬所築長城、亭障和直道。等等。
3、遊歷訪問，實際調查。收集上古歷史傳説，考察調查西周建國經營洛邑的情況。調查戰國遺聞，漢初故事，古戰場形勢，人物情況，就更為詳悉。普通百姓的口碑，他也非常重視。如適大梁之墟，訪求夷門及秦之所以滅魏，“墟中人曰”云云，等等。《貨殖列傳》裏關於全國各地物產、都市經濟和民俗民風的記載，也是遊歷調查得來的。
4、直接接觸當事人，或者轉錄他人的口述材料。如《李將軍列傳贊》：“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項羽本紀贊》：“餘聞舜目蓋重瞳子，又聞之周生曰，羽目亦重瞳子。”等等。
5、採集歌謠詩賦。包括樂府歌謠，文人詩賦，民歌童謠和俚語俗諺等等。引用時一一標明，與徵引文獻同樣鄭重。
6、搜求秦火殘存的古諸侯國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載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如此下距司馬遷一百四五十年之事，而兩稱“今王”，顯見此乃抄錄燕國史記而改寫未竟的痕跡。
蒐集得來的史料，司馬遷不是有聞必錄，而是認真地綜合、分析、鑑別和篩選。作“紀”，他從比較信而有徵的黃帝寫起；人物列傳，也從確有事蹟可考的伯夷、叔齊寫起。一時無法弄清的問題，他擇善而從，或者多説並存。一時難以斷定的問題，寧肯闕疑，也不武斷地下結論。
《史記》選用材料入書，有明確的義例，這就是：
1、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主要以六藝經傳為史料。
2、擇其言尤雅者，總之不離古文（先秦文獻）者近是。重視使用第一手材料，廣泛徵引古文，擇其尤雅者述之，而無稽者不錄。
3、紀異而説不書，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記載天異災變，但在記述人事的紀、傳中並不加以發揮。其《天官書》雲：“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佔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大宛列傳》雲：“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等等。
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於世傳其書者，論其軼事。漢初自申屠嘉以後的丞相們“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以著於當世”，故不記載。已有著作傳世，比如孟子荀卿、管仲晏嬰，與乎孫子吳起諸人，就只記述其軼事。
5、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説之。太史公曰：“疑者闕焉。”又曰：“疑則傳疑，蓋其慎矣。”是以五帝三代，只載世系而不記年。殷、週二《本紀》載殷祖契為其母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又云其父為帝嚳；周祖后稷（棄），亦其母姜源履巨人之跡而生，等等，是皆疑則傳疑之例。
6、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厥協，就是綜合；整齊，就是分析鑑別篩選。其貫通的手法，一是剪裁摘要，二是增文補史，三是訓釋古文，四是熔鑄改寫。四種手法交叉運用，而又以熔鑄改寫為主。
《史記》書中細節的描寫，往往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與加工。比如《孔子世家》對所引《論語》材料進行時間和場景的定位，以形成連貫的編年史料，顯然是文學構思的運用；《太史公自序》引古人自況，説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特別是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是皆遭遇不平而發憤著書。這些，並不都是事實，但是這樣一加工，就闡明瞭只有經受得起磨難的人，才能做出大事業。
材料有了，便要謀篇。謀篇，就是定格局。《史記》在格局佈置上的最大特色是“五體並用，詳今略古，夾敍夾議，寓議論於記敍之中。”劉知幾説它“雖敍三千年史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12本紀，包括《秦始皇本紀》在內，寫當時“七十餘年以來”的，就佔了7篇。10表，夏殷週三代，只有1表；春秋戰國，只作了《六國年表》和《十二諸侯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以下7表，都是“當代史”。30世家和70列傳，就更主要是秦漢以來的內容。
設立河渠、平準、貨殖等經濟專篇，是《史記》謀篇的一大創舉。司馬遷重視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力求從經濟生活的背後，尋找道德產生的根源乃至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他翔實地記載了漢興以來的國民經濟概況展與社會治亂興衰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考察，肯定衣食住行的物質需要是不可更易的客觀存在，正是這種需要，推動了社會分工和生產的發展與流通交換的出現。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這個關於經濟和政治、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重大命題。這是古代中國史學觀的一大進步。
《史記》人物列傳的每位傳主，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文章都有深意，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和《仲尼弟子列傳》代表學術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蘇秦張儀列傳》，代表造致戰國紛爭局面的'縱橫遊説之士；《孫子穰苴列傳》、《田單列傳》和《白起王翦列傳》，代表知名將帥；而孟嘗平原“四公子”列傳，則代表了戰國時期的新貴族。
具體到每篇文章，那可真是千紅萬紫，各各不同。寫蕭何、曹參、張良，歷敍生平，首尾完具。因為他們是漢王朝的開國功臣，關係秦漢之際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而且事蹟具在，可以得而書之；寫《孟軻荀卿列傳》，則藉他們以敍當時之人，記述了齊國“三鄒子”，記述了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等眾多的齊國“稷下先生”，實際上是寫了一篇先秦諸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記述他們的醫案，因為這兩位名醫沒有著作流傳；《管晏列傳》，但載其遺文逸事，至於治國之道等等，只要已經見諸他們的著作，一概不錄，這是因為管晏之書具在，毋須再講；而寫伯夷、叔齊，那就幾乎全是議論了。為什麼記敍之文寫成了純議論？因為傳主只有不食周粟一事可以得而記述，而且厥事體大，值得大議論而特議論一番。
歷史要求實錄；文學要講究藝術性。司馬遷首先是史學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我們不能把《史記》當成單純的文學作品來讀。司馬遷的偉大貢獻，是冶文史於一爐，把歷史和文學統一起來，以人物為中心，塑造了我國古代首尾三千年間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形象。每篇世家紀傳，都有生動的故事情節，都有曲折細膩的細節描寫和繪聲繪色的活動場面，以及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史記》的辭藻文章，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影響了歷代文學大家的成長，甚至還影響了元明以來戲劇和通俗小説的創作。究其所以如此成功，概括地説，一是運用選擇和互見的手法，突現歷史人物的個性；二是兩兩對照，以烘托人物；三是熔鑄鮮明的愛憎感情，以感染讀者；四是運用多種文學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五是有意識地塑造（注意：塑造。文學藝術的塑造）典型化的歷史人物，以符合他自己編著史書的理想。前四點，是他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的手法；最後一點，則是司馬遷有意識創造的歷史與文學的統一。這位太史公尊重歷史，但他編寫史書不搞自然主義，而是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剪裁、提練和強調，塑造出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從而更深刻地反映出複雜紛繁的社會生活場景及其本質，發掘出這些現象背後藴藏的深邃哲理，這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就是《史記》的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
孫白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