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抓週”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週歲的時候循例在一隻漆盤裏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説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説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外，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裏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裏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裏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慾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裏的汽車伕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裏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裏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脣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着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悦。眠思夢想地計劃着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的考慮着，那考慮的過程，於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錢太多了，就用不着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着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
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侷促地想到自己，彷彿胸前佩着這樣的紅綢字條。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於職業女性，蘇青説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裏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又聽見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説：“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彷彿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於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着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這於我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眼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後來我離開了父親，跟着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着我母親的。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裏她是遼遠而神祕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着，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着，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着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誌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麼反覆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説：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裏去找尋靈感。於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裏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秤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裏銜了一會兒。我拎着那濕濡的絆子，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裏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説不出是為什麼。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