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髮的故事》放在中國小説的長河中看無疑是最特殊的。它的特殊首先表現在形式上。它也是一篇第一人稱敍事小説，全文共二千三百餘字，其中敍述語句總共只有二百五十餘字（這個字數包括了對話前的諸如“他説”、“我説”等引導語），“我”的話才三十五字（包括標點符號），其餘二千餘字都是一個被稱作N先生的話。
二百餘字的敍述語言，第一句講“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張隔夜的日曆，向着新的那一張上看了又看的説：‘阿，十月十日，--今天原來正是雙十節。這裏卻一點沒有記載！’”“我”講了撕日曆及一句隨便的感想，接下來的敍事交待了N與我的關係：“我的一位前輩先生Ｎ，正走到我的寓裏來談閒天，一聽這話，便很不高興的對我説……”然後是最長的一段敍述，這段敍述交待了N先生的性格及我對他的態度：“這位Ｎ先生本來脾氣有點乖張，時常生些無謂的氣，説些不通世故的話。當這時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語，不讚一辭；他獨自發完議論，也就算了。”此後的敍述就只是對N談話中表情、動作及“我”的動作的簡略描寫，諸如：
“Ｎ忽然現出笑容，伸手在自己頭上一摸”
“Ｎ兩眼望着屋樑，似乎想些事”
“Ｎ顯出非常得意模樣，忽而又沉下臉來”
“Ｎ愈説愈離奇了，但一見到我不很願聽的神情，便立刻閉了口，站起來取帽子我默默的送他到門口。”
“他戴上帽子”
由上引文可以得出第一個結論：這篇小説在兩個人物“我”與N先生之間沒有我們通常所説的故事情節，他們之間什麼也沒有發生，只不過是N先生因雙十節而發牢騷，待到他發現“我不很願聽的神情，便立刻閉了口”告辭而去。小説中也沒有通常的所謂人物性格描寫，僅有的一段描寫其實是“我”對於N先生的評論：
“這位Ｎ先生本來脾氣有點乖張，時常生些無謂的氣，説些不通世故的話。”從這個意義上説，它無疑是對於中國古代傳奇、話本小説傳統的徹底決裂。中國傳統的傳奇、話本小説，故事情節無疑是它的生命，情節的發展就是故事的展開，故事的完成就是情節的終結，故事與情節是一致的。不僅如此，歐洲近代小説的純文學傳統也是要講究故事情節的，魯迅的《頭髮的故事》顯然也不是對於歐洲近代小説傳統的借鑑。《頭髮的故事》的興趣既不在編織精巧的故事情節，也不在塑造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它的中心指向一個人物的獨白式話語，《頭髮的故事》顯然是一篇小説傳統之外的小説。
這篇小説的構成依賴什麼？
第一層次，顯然是親身經歷的敍述樣式，他敍述的是他的親身經歷，具有明確的時間、視點，而親身經歷這一點，為敍述提供了一個敍述的真實性的道德的證據。在敍述的第一個層次裏，“我”與N先生形成一個對比：這是兩種人的對比，一個有歷史記憶，尤其是辛亥記憶，一個則無，一個通世故，一個不通世故，一個是有聲而喋喋不休的，他正好是少數的，是不通世故者，雖然喋喋不休卻無力，一個是沉默少言，他正好是多數，是世故的表現，雖然是沉默的，卻是沉默的多數，是強大而有力的--正是他擁有對於N先生的評論的話語權，這兩類人對於辛亥革命的感受構成強烈的對比。對比是這篇小説的第一層次上的結構原則。[13]
第二層次是N先生的敍述，N先生的敍述是《頭髮的故事》關注的中心。從第一層次看，N先生的話只是對話之一部分，是人物話語，但是這個人物話語其實是小説的主要部分，所以必須單獨考察這個層次。
N先生的話其實也是敍事。每個小説家都會在其小説中敍述其認為可敍述、值得敍述之事，這個可敍述之“可”，值得敍述之“值得”，也就是敍述性的問題。所謂敍述性在敍述學理論研究中不同的看法，羅伯特斯柯爾斯從閲讀反應角度理解，認為敍述性就是“釋義者從任何敍述中介所提供的小説資料中構築故事的過程。一篇小説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形式是敍述文本，它只能給我們提供引導，而要靠我們自己的主動的敍述性去完成形成故事的過程。”我們不妨從從閲讀反應的立場仍回到文本立場，文本中介只有提供了這種引導，讀者才能閲讀解碼，或者説，作者在編制符碼時就有一個編碼規則，這就是文本中隱含的敍述性，文本中隱含的敍述性在很多時候與讀者一致，但也有很多情況下，與讀者不一致，在文體發生變革的時期，這樣的情形尤其普遍。
N先生的敍述和敍述性首先在於其歷史性，通過雙十節的時間因素、北京的地點因素、歷史人物、事件（中國古代的刑罰、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洪楊、長毛、辮子、《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等等），將其敍述錨定在中國辛亥革命的歷史上；其次，其敍述性在於人物，歷史中的個人（“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裏漸漸平塌下去了。”尤其是關於N先生這個“我”的無發之災的遭遇的敍述）遭遇，在歷史、歷史中的個人的敍述中，都隱含了一個時間點，只要有時間的點，就必然有過去、現在、未來，這樣他的敍述也就是從這一時間點向前的運動，這個時間與歷史、現實、未來聯繫在一起，預置了一個讀者解讀的結構。當然，這個結構是語言結構表現的文化的結構。因此，N先生的敍述，其實質是對於歷史的敍述，是他從一個獨特的視點出發的對於歷史的敍述。
不用仔細研究就可以看到，在N先生的敍述中，作為敍述單位的，不是行動的序列，“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裏漸漸平塌下去了。”這是關於革命者的敍述，在這個敍述中，重要的不是革命者自身的事蹟，而是“我”的觀點，同樣的，關於“我”的沒有辮子而遭遇的事件的敍述重要的也不是故事自身，而是“我”關於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説，推動敍述前進的並不是故事情節，也不是人物性格，而是“我”的關於歷史的獨特的觀點。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到，在“我”的敍述中被普遍使用的各單元的關係就與傳統的小説大異其趣，既非故事的進展，也非人物的性格的結構，而是對比這一散文、詩歌中常用的結構原則。前面已經指出，第一層對比是“我”與N先生的對比。
第二層對比是N先生話語中的各種對比。
N先生的話語中第一重對比是歷史上的辛亥革命與大眾記憶中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一般羣眾中已經忘卻：
我最佩服北京雙十節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國民來，撅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這樣一直到夜，--收了旗關門；幾家偶然忘卻的，便掛到第二天的上午。
但是歷史上辛亥革命其實是無數烈士用生命、鮮血換來的：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裏漸漸平塌下去了。
社會記憶中的`辛亥革命，它在一般羣眾中已經成了聽令而掛一天的“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一場革命與“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烈士的獻身與平塌的墳墓，對比觸目而詭異。
辛亥革命的紀念形式與辛亥革命中的犧牲者的被忘卻這兩段敍述中沒有敍事上的連續性，它們在小説中的連續性依靠的是對比原則。
講完辛亥革命後，接下來一下子跳到頭髮的事件，先講歷史上的刑罰，再講到滿清入關的“拖辮子”，然後講到洪楊時的辮子的遭遇。滿清入關為了辮子曾經有過激烈的反抗，而待到“頑民殺盡了，遺老壽終了，辮子早留定了”，留定了就形成習慣。待到洪楊一來，百姓的辮子與生命相連，真是欲做奴隸而不得。待到洪楊平定，他們又得到留穩辮子的時代，他們又要辮子了，成了辮子的守護神，形成一個無名的包圍圈，迫害率先剪去辮子的革新者、革命者。羣眾對於滿清的辮子的接受是由於暴力，對於辮子的守護則出於遺忘與習慣。通過辮子顯示的正是羣眾的守舊與善忘。這一段中國歷史上的辮子譚，與上文辛亥革命的被忘卻是呼應的關係。
接下來是“我”的“無辮之災”譚。“我”在革命前因為沒有辮子而到處受到包圍：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罵的聲音，有的還跟在後面罵：‘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於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們罵得更利害。
我的遭遇與前面講的歷史上的辮子的事件正構成歷史與個人經驗的對比、對應。“我”對付羣眾的手段與日本人本多靜六的手段又是一重對比、對應：
“在這日暮途窮的時候，我的手裏才添出一支手杖來，拚命的打了幾回，他們漸漸的不罵了。只是走到沒有打過的生地方還是罵。日本的本多靜六如何對付中國人與南洋人？這位博士是不懂中國和馬來語的，人問他，你不懂話，怎麼走路呢？他拿起手杖來説，這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我因此氣憤了好幾天，誰知道我竟不知不覺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然後講到“我”革命前的對於辮子的態度，“我”自己的剪去辮子與不同意學生剪辮子的矛盾，這也是對比。
最後歸結到現實：
“現在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裏嚷什麼女子剪髮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 “現在不是已經有剪掉頭髮的女人，因此考不進學校去，或者被學校除了名麼？
“改革麼，武器在那裏？工讀麼，工廠在那裏？
“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着些平等自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爾志跋綏夫的話問你們：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豫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麼給這些人們自己呢？歸結到對於改革者的詰難與勸告：
“你們的嘴裏既然並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帖起‘蝮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
魯迅的《頭髮的故事》從結構形式看，是對於傳統傳奇、話本小説的全面背離，在這個意義上説，是與傳統的決裂，但是如果考慮到在中國古代小説中的《世説新語》這樣的作品，考慮到《世説新語》中許多“記言”片斷，或許可以説是傳統的一種繼承創新。知識者的“震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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