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抓素質一手抓應試就像左右手互搏
“下週又要進行階段考試了，而自己在教學進度上幾乎差了一大截”，河南的中學化學老師田闖總是階段性地遭遇這樣的煩惱，“無論我在教學中多麼努力地嘗試新教法，考試一到，一切都得推倒重來，一切都要為考試讓路，我想不明白這樣下去到底怎麼搞素質教育”。
素質教育其實是每個合格老師心目中的教育理想，然而理想和現實往往是存在差距的，“造成這種反差的就是考試，小到月考、階段考，大到中考、高考”，田闖説。
前兩個月搞教改 後兩個月趕進度
田闖從小就想當老師，高中畢業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師範專業，大學裏學了不少教育學、心理學的知識，這些讓田闖對自己未來的教師生涯產生了無限嚮往：“我一定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
1998年，田闖畢業後被分配在一所鄉鎮學校，在鄉鎮中學推行素質教育並不容易。“升學對這些小村小鎮的孩子來説太重要了，他們必須通過考試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田闖説。
工作之初，田闖的煩惱在於：想搞素質教育但是根本沒有機會。而這兩年，隨着推進素質教育的呼聲越來越高，“素質教育的春風也吹到了我們這個小村鎮”，但是田闖新的煩惱又來了，現在學校既要求老師們在日常教學中進行教學改革，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但是以升學率來考核老師的這根弦卻一點兒也沒鬆。
“我經常是每個學期前兩個月的時間不停地學習各地方的經驗，進行教學改革，後兩個月又要為了應付考試，開始趕進度。我的教學就是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輪流坐莊。”田闖説。
田闖的煩惱和痛苦在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變換自己的做法。實際上經過兩個月的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正在形成。雖然學生還不適應，效率低，但在今後的教學中，效率將會因為學生的自學水平而大大提高。而現在我不得不去填鴨、滿堂灌，要跟得上進度才行。以後還將不得不反覆這樣的做法，最後成為考試的犧牲品。”
田闖認為，教師的責任在於教會學生學習，而不在於學生在考試中得了100分還是99分。於是，田闖在學生的自學能力培養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每到田老師覺得學生的能力開始發生變化的時候，考試的時間就要到了。“現在考試的試卷非常平面，只能記錄學生對某個知識點的掌握程度，無法考查學生具有了什麼樣的能力”，面對學校對教師的.考核，面對自己的學生所揹負的一個家庭的期望，田老師不得不放下自己認為更重要的教育內容，開始大量地讓學生做題，不停地給學生找模擬試卷。當終於把一場考試應付下來後，田老師原來所做的教學改革幾乎已經看不到任何效果。
“我不知道自己這樣還能堅持多久，如果考試還是像原來那樣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化，我們根本無法真正實施素質教育。”田老師説，他覺得自己總是這樣在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之間來回折騰，自己和學生都快受不了了，“素質教育的改革已經進行了這麼長時間，可是我們還不能做到教了什麼考什麼，而是考什麼教什麼，我們連教的和考的都做不到統一，這樣的教育改革還不如不改”。
家長學生為何紛紛逃離素質教育學校
田老師在為想搞而搞不了素質教育發愁，而北京的家長王麗卻在為自己孩子學校轟轟烈烈的搞素質教育發愁。
王麗的兒子從小學起就在一所12年制的學校讀書。這是北京一所傳統的好學校。
王麗兒子的成績本來不算出色，小學畢業的時候，王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是託人又是花錢，終於把兒子留在了這所學校，為的就是兒子能在好學校上學，將來上大學有保證。
現在兒子就要上高中了，王麗卻又開始想辦法把兒子弄到別的學校去。
原來，這所學校一直以來以素質教育搞得好著稱。好多學校的體育課經常被中考科目擠佔，這個學校卻一節不落；好多學校下午放學後會給學生加課，這個學校下午放學後有各種體育比賽、興趣小組活動。
這幾年這個學校的升學率有所下降--幾年前，如果以升學率排序，王麗兒子所在的學校在全區排在前三名，這兩年排在了四五名的位置上。家長們紛紛猜測學校升學率下降的原因，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都是素質教育惹的禍。
“其他學校的學生做各種模擬題的時候，這個學校的學生正在操場上瞎跑，升學率能高嗎？”王麗把家長們認同度最高的一個“説法”告訴了記者。
於是，一些家長開始暗中操作，把自己的孩子“轉移”到了更為“保險”的學校去了。
眼見着中考就要來臨，兒子班裏的學生少了一個又一個，王麗也着起急了。
經過幾個月的奔波，王麗為兒子聯繫了河北一所縣級重點中學。一般的縣中多有“高考集中營”之稱，不少北京的家長把孩子送到這種學校，希望孩子能被培養成“考試高手”。
“我也知道孩子為了考試而學習，不一定能真的有出息，可是對於我們這些普通家庭來説，不敢冒險讓自己的孩子只‘素質’不‘應試’，所以，只要最後繞不過高考，多‘素質’的教育都是白搭。”王麗説。
雪融化了一定是水嗎 素質教育在應試標準前只能卡殼
北京市崇文區一所中學的高三語文教師武老師則認為，素質教育與考試之間的矛盾已經浸透在日常教學中的細小環節。
“雪融化了一定是水嗎？”武老師問記者，這是一個讓很多語文老師都心痛的例子。
一次小學低年級語文考試中有這樣一道題：“雪融化了是：＿＿＿？”大多數學生的答案是：水，這個答案與試卷的標準答案相符，於是很多同學都輕而易舉地在這道題上拿到了分數。
但是小姑娘文文卻在試卷是寫上了：春天。
“雪融化了是春天，這是一個有着多麼充分的想像力和很好的文學天賦的孩子呀！”武老師以一個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和一個語文老師的雙重身份上都給了這個孩子很高的評價，可是事實是，文文這道題的得分為“零”。這個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才子，對目前完全沒有美感的語文教學充滿了苦惱。
現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的康健在描述目前我國基礎教育弊端時指出，現在我國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劃一性”太過明顯，有劃一的課堂、劃一的方式、劃一的時間，當然還有劃一的考試和劃一的標準答案。
“以考定學大大限制了孩子們學習內容和範圍的豐富性，扼殺了他們的興趣愛好和好奇心”，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朱小蔓所長也對現在這種“以考定學”的標準化了的考試表示出了疑問。“另外過分地追求標準答案，過分地訓練求同思維，阻礙求異思維、批判思維，肯定會阻礙想像力的延伸”。
沒有素質考試哪來素質教育 確實要改革評價方式了
“沒有想到我的兩個侄女還在受着和我當年一樣的痛苦”，在新疆某部隊做政工的慄先生在與記者的電話溝通中顯得痛心疾首。
當年慄先生考了兩次都沒考上大學，“我就吃虧在愛思考上，什麼事情都要自己想出個所以然來，可是考試評分只看標準答案，學生答卷上有那幾個給分的點，就能得分，如果沒有那幾個字，人家才不管你是否真的思考了”。
“為了這個標準答案，我付出的代價是我的前途。”慄先生説。
幾天前，慄先生回老家探親，看到自己的兩個侄女正在備戰高考，兩個人比當年的自己看起來還要疲憊，兩個人分工把每頁書下面的註解都抄在了卡片上，每天睡覺前互相提問，錯一個字都不行。據説，她們中的一個曾經在一次考試中按照自己對註解的理解回答了問題，結果那道題沒有得分。當她與老師去理論的時候，老師説：“你説的也沒錯，可是跟標準答案不一樣，為了確保你們在高考中把該得的分都拿到，你必須記住標準答案。”
“沒辦法，我現在説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有些事情沒辦法討論，先記住吧！其他的考完試再説’。”武老師遇到這樣的問題時也很無奈。
“我就是不明白，素質教育已經搞了這麼多年了，怎麼孩子們比我們那時候的體質更差、胖子更多、動手能力更差、心理承受力更低，而且學習比我們累很多？”慄先生説，“我一個外行人都覺得有問題，難道研究教育、管理教育的人還不該想想辦法嗎？”
不少人認為是考試在影響着素質教育的效果。
“現在確實到了該改革教育評價方式的時候了，要使評價方式適應素質教育的要求。”朱小蔓所長説。
她認為現在的考試製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頻度過大、方式過死”。雖然教育管理部門一再強調不要增加學生的負擔，儘量少考試，考試也不能排隊。但是很多學校仍然是月考、階段考、期中考、期末考……考試不斷。
“素質教育似乎面臨着這樣的困境：喊的口號很高，但對考試卻仍然異樣崇拜，考試已經由應試教育的工具變為素質教育的法寶了。”田闖老師説，“我們的教育改革不能再這樣存在兩張皮了，教學環節再花哨，考試還是原來那樣，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沒有素質考試哪來的素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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