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市井文化空前繁盛，勾欄瓦寨，煙柳畫橋，家户參差，其間不時飄蕩着長短調，中間有一首是這樣的：
繞牀飢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辛棄疾《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
夜半秋風，帶着松香，詞人驚醒，忽覺惆悵，他是辛棄疾，寫下了詞作，便也寫下了壯志難酬，寫下了宋朝無數仁人志士屈辱的心中世界，他輕輕拂袖，淡漠了窗外博山的惆悵煙雨。
那是北方各族覬覦南宋政權，宋朝風雨飄搖的日子，當真正的統一來臨，異域草原金戈鐵馬踩在了江南的泥土，是否有人困惑，是該為了和平而欣悦，還是為了大漢民族主義的受挫而沮喪？心中便更多矛盾。
伏筆早在北宋就已經埋下，軍事蠶食導致的政權更迭其原因往往是敗亡政權本身政治制度的沒落，那就不得不提到他，王安石。
王安石算得一個悲劇人物了，又有人説他罪有應得，想起他就想起那次著名的，以失敗告終的大改革，王安石少年聰慧，飽讀詩書，二十二歲那年考中進士及第，他大概知道三國時有個孔融“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故事，孔融雖是這話的源頭，可是自己也終究死在曹操手裏了，王安石心裏理會，就寫了一篇蜚聲文壇的《傷仲永》，用以鞭策自己要慨然有匡正天下之志，而不是恃才放曠，最後落得個沒事幹的下場。看得出王安石很冷靜，可這還不夠，他偏偏又是個熱情洋溢的性子，是個近理想主義者，當時宋朝宰相副宰相中，一個年邁，一個告病，一個辭世，事情都堆給下面兩位，一個便叫苦，還有一個卻滿懷生氣，滿懷生氣那就是王安石了，便有輿論説這五人剛剛好，生老病死苦。雖然是罵，可王安石畢竟佔着個還算光鮮的名號，瀟灑得很。
歌伶還在唱着，春風還在狂着，錢塘還在蕩着，可北方的“老外”們卻是磨刀霍霍時刻準備着。大家想見的是盛世狂歡，王安石已憂心了，如是經年，大宋將走向何方？
士文人骨子裏的那股傲氣驅使着他向宋仁宗上了萬言書，直言時弊，痛陳往事，指出宋朝當下要富國強兵收回河山必須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可是這萬言書一去不復返，興許是皇上看完了不在意，宮裏哪天缺紙便用了。宋仁宗不支持變法並不是因為他昏，相反北宋是在宋仁宗時期走向巔峯的，在與西夏修和後，宋仁宗趁機任用了范仲淹展開改革，無奈保守派阻力太大，朝野山呼范仲淹下台，仁宗迫於壓力而罷黜了范仲淹的職位，有了這個前車之鑑，這次王安石又撞了上來，仁宗便不敢答應，王安石很快明白了這是仁宗暗示朝中阻力多，時機未到，就謝絕了朝廷任命，去當地方官韜光養晦，深層目的是要搞“試種田”，為自己未來的變法積累實踐經驗。等到神宗順繼大統，王安石試種田已經是收成滿地生機勃勃了，剛好神宗也是個有志之君，兩人一拍即合，黏在了一起，一個説“非君莫屬”，一個説“捨我其誰”，手拉手好朋友，展開了浩浩蕩蕩的大變革。
事情可沒這麼簡單。
均輸、免役、保甲等新法相繼出台後，王安石和神宗面對的卻是前所未有的比仁宗時更大的阻力。
古往今來，在很多大變革之下都有抵制的`陰影，抵制者卻未必是被變革觸犯了利益的人，可能抵制者本來也是改革派的，新的改革派一登上舞台，他們沒事做了，沒事便找事，結果就跳到改革派的對立面，批駁內容可能是道德主義式的“祖宗萬歲”，也可能是對改革政策進行具體的批評，當時兩種都有。其間也不乏和王安石一樣的，真正的仁人志士，其中司馬光曾在河西戰場施行“屯墾戍邊”，吸納社會閒散勞動力，既維護社會治安又能保持糧食產量平抑當地物價，歐陽修領導了古文運動，遏制宋初浮華奢靡的文風，範純仁則是范仲淹之子，蘇軾則更加馳名，可謂強檔明星，陣容強大。王安石面對朝野喧囂，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在他眼裏，自己是天下無雙為謀國行新政的孤獨求索者，眼前的一切都是歷史給自己成功設置的必要障礙。
當頭一棒是老朋友司馬光打下來的。
王安石強調理財對於國家的重要意義，他説理財理好了，“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國家不向百姓多徵税也可以增加收入，司馬光批評道，“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王安石笑笑，你丫等着，隨後出台了“青苗法”，平常百姓種田，豐年多產，歉年減產，政府為了防止糧價不定，商家趁機從百姓手裏撈錢，就在豐年向農民購糧，存於官倉，歉年又取出存儲的糧食以正常的價格賣給百姓，這樣就能保證物價穩定。但是收效甚微，各地官倉裏囤積的餘糧曾高達1500萬石之多，沒有發揮太大作用，王安石結合當時的社會狀況，提出了青苗法的設想，農民種田新陳不接時，手裏沒有糧，只有地裏還待收成的青苗，於是糧價上漲，常常要向地主、富豪借糧貸款，地主富豪則趁機盤剝，提高利息，如果農民還不起地主富豪就會強迫農民把土地送上作償還，由此土地兼併就比較嚴重。王安石的想法，是政府把官倉裏的糧以比地主富豪低一些的利息貸給農民，這樣既能平抑物價，又能遏制地主富豪盤剝農民，兼併土地，而且官倉中陳糧消耗了，國家的負擔也會減小，原來地主、富豪的收入轉入了國家，確實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陝西的“試種田”，王安石試過了，成果比較好。
事情可沒這麼簡單。
“試種田”畢竟“試種田”，就像是抽樣調查，陝西是不能代表全國的，況且因為原來王安石是地方官，管轄範圍小，因此穩紮穩打，“天高皇帝遠”那類上下不一的情況沒有發生。當青苗法推廣向全國問題就來了，各個地方官瞅準了這是個發財的機會，趁機以官府的名義提高利息，中飽私囊，百姓要是反悔了又轉過身去買地主富豪的賬怎麼辦呢？那就告訴你，對不住了！王同志給各個地方政府下了指標，必須貸款多少多少，那麼這下子不僅農民，連地主富豪都要硬着頭皮裝窮上門來乞討借糧了。那麼你又説，百姓要是被逼反了怎麼辦呢？地方官不怕？對，就是不怕，因為改革是王安石領導的，一切結果都是他造成的，咱地方官是奉命行事，要罵也只能罵他。王安石勇於任事想邀功，反而成了地方官拿來繼續猖狂貪墨的擋箭牌，有句話是這樣説的，槍打出頭鳥，百姓也都還真的把火都撒到王安石身上去了。
使王安石在民間臭名昭著的還有“均輸法”和“保甲法”等等，中國幅員遼闊，宋朝雖然沒能統一，但是畢竟也算得大國，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市價不一，照這麼説，假設產絲多的臨安（今杭州）一年要向朝廷繳納一萬匹絲綢，那麼產絲少的地區也要繳納一萬匹，前者絲綢便宜，後者絲綢昂貴，這樣很不合理，王安石則提出要設立市易司，中央調撥前款，市易司在全國採購各種貨品，然後把同一樣貨品在產地便宜的地方買入，產地貴的地方售出，從中可以賺得兩地差價，政府幹預了，又可以防止商人們壟斷市場，這就是“均輸法”。結果自然和“青苗法”一樣，政府成了企業，官員投機倒把，再行貪墨，“只採貴的，不採好的”，到了宋徽宗時候兒，居然出現了官員把中央調撥用來購買貨物的前款敬獻給宋徽宗作“羨餘”的，挪用、截留更是不計其數。“保甲法”則是登記農村户口，規定凡有男丁兩人以上的，必須出一人為“保丁”，學習武藝，接受軍訓，隨時等候為軍用，這個政策的目的是要吸納農村閒散勞動力，併入軍隊，一可以減少軍費開支，二可以加強政府對廣大農村的控制，防止農民的起義反抗，要説前面“青苗”“均輸”初衷還算好，本來收效也該好，只是為奸人利用了，王安石到底不是罪魁禍首。可“保甲法”卻是真正的天怒人怨，農民為逃避此法，有割斷手指的，有逃離家園的，更甚者乾脆落草為寇，肆行禍亂，極大地破壞了農村的生產秩序和治安。
保守派趁機攻擊，王安石也毫不手軟，在這過程中，範純仁調任，蘇軾調任，歐陽修也調任，一羣正襟危坐的大家在“廟堂”上“火拼”，隨着新政換來的失敗結果，王安石越來越孤立，剛開始是處在了保守派的對立面，尚可以高唱理想一往無前，後來受到了百姓的懷疑，心裏許是動搖了，但仍能乾脆地説出士大夫不懂新法老百姓又怎麼會懂的大話，後來自己的門徒進京獻《流民圖》，指斥自己昔日的師父亂政，導致民不聊生，宋神宗這個王安石的“鐵桿哥們兒”也動搖了，王安石的黨派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這還不夠，乾脆來了個後院起火，自己的黨羽內部都較起勁來，“王黨”的“二號人物”呂惠卿為了拿下王安石第一交把椅的位子，處心積慮，整日策劃，終於連王安石自己的兒子也去世了，於是辭退了相位，後來又被任用，但還是辭退了，公元1086年三月，連變法中確實利國利民的免役法也被廢除的消息傳到了他耳裏，那瞬心灰意冷，一個月後便憂死了。
這是怎麼了？！道德上講，一心為國為民，卻換得個冷落下場，後人思慮不清，甚至以為王安石變法失敗就在於道德問題。北宋在王安石、宋神宗相繼去世的幾十年內迅速走向衰落，便有了“靖康之役”，這之前宋廷官員還為變法的餘波爭吵過許久。
縱觀中國歷史，有明末東林黨人與宦官的黨爭，漢末“清議”與宦官的黨爭，兩朝的滅亡尚且摻雜着不正常因素，卻不像宋朝，一羣正派人物互相吵架的黨爭也能亡國，亡地丟臉亡地徹底，上得了風雲排行榜，便有“王迷”把罪責放在了司馬光代表的保守派身上，“司馬迷”又把罪責放在了王安石代表的改革派身上，可你們知道麼？
還是那句話，事情可沒這麼簡單。
在保守派重新當政後，不久就馬上失勢，下野的下野，自殺的自殺，還內部分裂，終於，司馬光等人被“王迷”以及後來人説成是“元佑奸黨”，名字鐫刻在石碑上引來萬般譖罵，遍佈全國，淋漓盡致，狗血噴頭。
司馬光和王安石，雙雙成了史上極具爭議性的話題，人們為了他倆似乎要永遠吵下去。
這就是嘴巴和傲氣的力量，人們不願共濟時艱同甘共苦，就可以為此放棄妥協的機會雙贏的機會而刀劍爭鋒，爭不下去了，便用吵的，這吵比爭鋒更厲害，爭鋒損的是利，吵損的是名，而且殺傷持久，千年不衰，實在是小人們玩兒不自覺行為的上等手段，對他們簡直棒極了沒的説！
“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
這是北宋亡後語。
“但這完全不可能，因為多家競爭的商業銀行和獨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業社會的產物，農業帝國是前所未聞的，也是不可想象的。這就像朝野兩黨輪流坐莊、互相監督的共和制度不可想象一樣。因此，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和司馬光，便只好變成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在既無休止也無效益的爭論中同歸於盡。一個戴上熙豐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個背上元佑奸黨的罪名被後世唾罵。”《帝國的惆悵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易中天教授認為，倆人實際上都沒錯，是被不能容忍一派人強出頭的封建“規矩”給玩兒了，也就是“沒事找事”的荒謬思維惹的禍。
“就算是吧，如果能讓他作為在野黨和反對派在台下對王安石進行批評和監督，不也可以糾正王安石一些錯誤嗎？實際上，王安石的改革如果能夠穩健一些，不是也不至於弄得那樣民怨沸騰嗎？”
原來是這樣，制度，嚴格來講是舊時官場的一種成例，容不得王安石的瀟灑，容不得任何人的瀟灑。
一切爭鋒都是假的，都是一場被落後制度操控着的無聊遊戲，什麼都沒有，名也沒有，利也沒有，夢也沒有，忠也沒有，仁人志士的把戲，最終淪為智力資源的大浪費。
只有百年後的一個辛棄疾，在一個忘了幸福的日子，寫下一個撫慰自己知道要湮滅的迷夢，寫下窗外彌散着苦情深重的惆悵煙雨，告訴你在百年後南宋也行將滅亡，有一個叫作王安石的陰靈，乘着秋風浩蕩走過博山靜靜的夜晚。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