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是當代文壇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然而以我的遲鈍，竟然不知道世上還有這麼個人，直到我讀了他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演講《中華文明的過去和今天》（節選），他在演講中有這麼一段話：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義精神，最後總是在武俠復仇、好漢結拜中得到了弘揚，其實這種精神也需要受到“法律石”的一一評判，但這樣的評判並沒有在中國發生，因此，法制意識一直稀薄。直到今天，人們仍然不喜歡通過司法起訴，而更喜歡逐級上訪，就是一例，這是古代“攔轎告狀”的現代版，與法治背道而馳，而我們又總是縱容這種行為。其實，矮化法制就是矮化現代文明。”
這段話甚至被一家地方報紙斷章取義地作為“看點”摘錄發表，可見在一些人看來它是多麼地中聽。
但是這話讓我很不舒服——或許是身處社會最底層的關係。我不知道，假如我們不“縱容”（這個詞用得特別好）上訪行為，所有的爭端都通過司法途徑解決，那麼，在當前的體制和機制下，司法能不能確保公正，為公民方便快捷地解決問題？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能不能承擔得起高昂的各種顏色的訴訟費用？《憲法》和《信訪條例》都沒有禁止公民上訪，《憲法》第二章第四十一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餘教授是不是認為這些規定有礙於強化法制？
有一次縣紀委統一組織觀看電影《信天游》，裏面有兩個給人印象很深的信訪案件。這個電影根據報告文學《根本利益》改編，片中的'主人公楊雨露是以山西省運城縣紀委副書記樑雨露為原型塑造的。
其中一例，是一位農婦連續上訪36年的案件，起因是她自己的宅基地被村支書非法強奪。這個案件本來事實很清楚，經過各級法院多次判決歸還，經過從中央到地方有關領導多次批示立即歸還，但最後都成了一紙空文。原因很簡單，這個村支書家族有勢力，在上上下下都有頂用的人。最後判決書、批示，轉來轉去，都落實到村裏解決。村支書退位了，村支書的兒子繼任黨支部書記，以至於案子一拖三十六年。
另一例，是一位老漢三年上訪三百次的案件，起因是老漢的兒子在一次煤礦事故中遇難，獲賠償金1.7萬元。而他的兒媳勾結法院法警，偽造法院判決書，強奪了這筆賣命錢。老漢靠乞討上訪三百次，但縣裏沒人敢碰這個案子，原因是這個法警有靠山。有一次法院院長找他談話，對他説：你們花活人的錢就已經夠多了，還好意思花死人的錢？法警回答説：院長啊，你是不知道啊，死人的錢好花啊！
當然，這兩個案子都被“人民青天”楊雨露快刀斬亂麻地解決掉了，但我以為他除了靠法制，更多地還是靠良心，靠同情心，靠他堅守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靠正確地運用手中的權力。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歷史時期，我們對於老百姓的上訪行為，是不是還是應該繼續地“縱容”？對於應該得到的公正但是“法制”沒有給予的公正，讓老百姓訪一訪，沒準哪天會碰上青天呢！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