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先秦的古書，早期不叫詩經，叫“詩”或者“詩三百” 。
有305篇詩
風160篇(是15組)
雅105篇(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
頌40篇
《詩經》介紹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前11世紀至前6世紀)。(另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又稱《詩三百》。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漢朝毛亨、毛萇曾註釋《詩經》，因此又稱《毛詩》。《詩經》中的詩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肅東部，北到河北省西南，東至山東，南及江漢流域。詩同樂不能分。
成書過程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於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説，《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敍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最晚的作品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600年。
關於《詩經》的集結歷代説法眾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種：
王官采詩説
最早的記載出現於《左傳》。《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採歌謠，以觀民風。”
另外在《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忙時到全國各地採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彙集整理後給天子看，目的是瞭解民情。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見於《左傳》)。
劉歆《與揚雄書》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公卿獻詩説
當時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國語·周語》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
孔子刪詩説
這種説法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據説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詩經》。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説均持懷疑態度。《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體例分類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説。“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一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後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huì〕、曹、豳〔bīn))
《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
“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佈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穀風、何草不黃等。
《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着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採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於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崑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説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説：“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説：“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説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表現手法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説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説，賦是直鋪陳敍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於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衞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説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説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詩經流傳
到春秋，流傳下來的詩，據説有三千多首，後來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後來為了方便，就稱它「詩三百」。
孔門弟子中，子夏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他傳詩。
到漢初，説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
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而現在只剩外傳十卷。
至於現在流傳的詩經，則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所傳的毛詩。
詩作來源
《詩經》的作者的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説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蒐集歌謠，以瞭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
又有一種説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蒐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蒐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彙集到朝廷裏了。這些説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
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的主要採集者，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尹吉甫出生於江陽(現瀘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縣古稱)，死後葬於今湖北房縣青峯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他輔助過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時聽信讒言，被周幽王砍了頭，後來知道錯殺，做了一個金頭進行了厚葬，為了隱蔽別人盜墓，做了十二座墓葬於房縣東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獫狁(古民族)遷居焦穫，進攻到涇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軍反攻到太原，並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陽東)負責徵收南淮夷等族的貢獻，並在朔方築城壘。遺物有青銅器兮甲盤。湖北有尹吉甫宗廟-----建於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峯區寶堂寺，瀘州有尹吉甫撫琴台遺址，山西平遙古城有尹吉甫點將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遺址。
西周宣王時，北方獫狁遷居焦穫，進攻到涇水北岸，侵擾甚劇。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獫狁，率軍反攻到太原而返，駐防今平遙城一帶。據清光緒八年《平遙縣誌》載：“周宣王時，平遙舊城狹小，大將尹吉甫北伐獫狁曾駐兵於此。筑西北兩面，俱低。”又載：“受命北伐獫狁，次師於此，增城築台，教士講武，以御戎寇，遂歿於斯。”
曾作《詩經·大雅·烝民》、《大雅·江漢》等。
創作背景
相傳中國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着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説："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史記·貨殖列傳》)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個農業社會。這裏所講的虞夏之貢雖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於農業卻是實情。這從"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來看，周族確是靠着農業而興盛發展起來的。《豳風·七月》則完整地敍述出一年之中的農事活動與當時社會的等級壓迫關係。另外，在《詩經》中的《南山》、《楚茨》、《大田》、《豐年》、《良耜》以及《周書》內的《金滕》、《梓材》、《康誥》、《洛誥》、《無逸》等篇中，都有農事的記載。
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徵。宗教信仰與社會政治融為一體。這就是《詩經》中為什麼會有許多祭祀性頌詩與雅詩的社會基礎。宰我曾問孔子何謂鬼神，孔子回答説："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並且進一步解釋："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官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返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禮記·祭義篇》)以此瞭解《詩經》中的頌詩、雅詩，便可以得其要領。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稱刑措不用者四十年，這時可稱為周代的黃金時期。昭、穆以後，國勢漸衰。後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兼併，夷狄交侵，社會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面貌的《詩經》，就整體而言，正是這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會歷史特徵。我們研究《詩經》，首先要注意產生《詩經》的歷史社會基礎。
詩經思想
《詩經》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西周、東周、東周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其中有些詩，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記載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紂，是周部族起源、發展和立國的歷史敍事詩。
有些詩，如《魏風·碩鼠》、《魏風·伐檀》等，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形象地揭示出奴隸主貪婪成性、不勞而獲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聲和對理想生活的嚮往，顯示了奴隸制崩潰時期奴隸們的覺醒;有些詩，如《小雅·何草不黃》、《豳風·東山》、《唐風·鴇羽》、《小雅·采薇》等寫征夫思家戀土和對戰爭的哀怨;《王風·君子于役》、《衞風·伯兮》等表現了思婦對徵人的懷念。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時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戰爭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痛苦和災難。有些詩，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畫了婦女們採集車前子的勞動過程;《豳風·七月》記敍了奴隸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小雅·無羊》反映了奴隸們的牧羊生活。
還有不少詩表現了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如《秦風·蒹葭》表現了男的和女的之間如夢的追求;《鄭風·溱洧》、《邶風·靜女》表現了男女之間戲謔的歡會;《王風·采葛》表現了男女之間痛苦的相思;《衞風·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現了男女之間的相互饋贈;《庸風·柏舟》、《鄭風·將仲子》則反映了家長的干涉和社會輿論給青年男女帶來的痛苦;另如《邶風·穀風》、《衞風·氓》還抒寫了棄婦的哀怨，憤怒譴責了男子的忘恩負義，反映了階級社會中廣大婦女的悲慘命運。
現存部分
《詩經》存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一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徵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歎與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我們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孩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説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説服力。後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及《五經》(無《樂》)之一。
後世評價
孔子：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説“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温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説“不學詩，無以言”，並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弟子。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詩的作用：“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術之名。”
孟子：孟子論詩，謂“説詩者不以問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中兩次提到《詩經》。一次是與上大夫壺遂討論孔子續《春秋》之精神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第二次就是很有影響的論“發憤著書”'《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董仲舒：“詩無達詁”正是此人作為理論明確提出來的。原話是“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
梁啟超：“現存先秦古籍，真贋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
魯迅：根據《風》《雅》《頌》三部分的實際內容，認為《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19世紀前期法國人比奧的專論《從詩經看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明確説明：《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也是一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以古樸的風格向我們展示了上古時期的風俗習尚、社會生活和文明發展程度。”
《毛詩序》，書中説“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披露，由中國選送的古籍經典《詩經》在日前結束的德國萊比錫“世界最美的書”評選中一舉奪魁。“世界最美的書”評選每年在德國萊比錫舉辦，中國自2004年起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牽頭組織參加此項活動。在每次赴德參賽之前，中國都會舉行“中國最美的書”評選，面向全國徵集參賽作品
據介紹，參加今年“世界最美的書”評選活動的共有32個國家和地區，參評圖書達到634種，總品種數較去年增長1.28%。
此次中國獲獎圖書《詩經》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向熹譯註，劉曉翔設計，因其典雅、質樸而不失創意獲得專家們的青睞。
作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源頭之一，《詩經》一直受到歷代讀書人的尊崇，經歷兩千多年已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融入華夏文明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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