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歲那年家鄉剛好解放，帶着翻身的喜悦，家裏人讓我揹着書包上了學。土地改革時，大哥參加了土改工作隊，二哥當上了民兵隊長，姐姐出嫁後生下了我的大外甥，家裏又分到了土地，當家做主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解放已有六十多年，值得回憶的事情很多很多，猶如浩瀚的大海，掃盲和夜校也應該是其中不能忘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解放初期翻了身的農民兄弟姐妹們在農會和婦女會的組織下大都參加了速成識字班，教員大都是南下幹部，識字的方法是《速成識字法》。這是一種藉助注音字母（ㄅㄆㄇㄈ萬......）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來提高識字速度的方法。我們村的速成識字班就開在小學後面的村政府樓上（這兒原來是柴文美先生的私宅，又高又大，因為主人遠在上海，臨時為公家所用），那時節我在課堂上就能聽到大人們翹着舌頭跟教員讀字的聲音，晚上大家又聚集在這兒藉着汽油燈的亮光，認真地看書識字。這時候幾乎人手一本識字手冊，裏邊排滿了一組組的同音字，這小冊子隨身攜帶，一有空就拿出來認上幾個字，吃飯、走路，甚至上廁所都在那兒用功。
速成識字班的開辦的時間並不長，好多人也是“速成速忘”，但是不少有心人卻在這兒認識了許多“眼頭字”，而後，又不斷自學成了互助組、合作社的記賬員和會計。我的二哥當初只念了半學期書，就是在速成識字班以後不斷提高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小學畢業去鄞縣第一中學讀書。那時政府又在廣大的農村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發動所有識字羣眾幫助不識字的人學習文化。
在學校老師的組織下，我和同學們也投入了這一場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
掃盲所用的課本和速成識字班所用的課本完全不同，不再是按同音字或偏旁相同排列的單個漢字，而是根據當時農民所需的常用字組成的詞組編排成連貫的課文。因為那時翻了身的農民已經由互助組轉入了低級、高級的生產合作社，實行了土地分紅和按勞取酬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所以人人都得學一點記賬和看賬的本領，不識字就變成了睜眼瞎。書裏好多表示農活名稱和農具的字連我們這些初中生也不認識，還得請教老師和字典。所以在幫助別人識字的同時也讓自己有了很大的提高。
掃盲的方式除了有幾户人家組織在一起的小型識字班，主要還是一對一的幫教。我們班的同學被分配在學校附近的姜隴村，每星期抽幾個晚上，大家結伴去那兒，各人到結對的社員家中教他們識字。一盞小小的煤油燈放在八仙桌上，幾個人圍坐在一起，一個字、一個字地認，還得朗讀、默寫。現在想想那時節做小老師的感覺真好。
當然也有煩惱的時候。有的學員年紀大了，從來沒有讀過書，識字就很困難，去了幾個晚上還沒教會幾個字，和別的同學比起來，自己的幫教效果很不理想，這不急死人嗎？還有幾位女同學，在回校的途中，因為天太黑，找不準方向迷了路，很晚還沒到校，這可就更急啦！大家分頭去找，才領回來，有人在第二天還私下裏説這是鬼迷路了。被老師狠批了一頓。
雖然下村掃盲只那麼幾個月，但是這一幕一幕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高中畢業以後我回到了老家，那時人民公社的社員基本上很少再有文盲，大家至少識得幾個“眼頭字”，看得懂工分賬和分配方案。
為了提高社員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同時活躍業餘生活，各個大隊都響應公社的號召，會在農閒時節辦起政治夜校，後來又叫文化夜校。由於那時節高中畢業生在農村裏也算是“知識分子”。所以我有幸擔任了多年的夜校義務教員。
夜校按社員文化程度不同分好幾個年級，各年級都有教育部門專門編寫的教材，每天晚上輪流借小學校的教室上課，由小學的老師和社員中文化程度較高的人擔任教員。除了文化課以外，有時還由大隊黨支部書記上政治課，隔三差五的還會教唱革命歌曲和戲曲，節慶時大隊的文藝宣傳隊常常在課堂上演出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
那時的夜校，在上級檢查督促時，會辦得紅紅火火，過一段時間不來檢查了就會偃旗息鼓，所以有的社員們説這是“三日紅”。不過話得説回來，雖然是“三日紅”，畢竟那時的年輕人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沒什麼業餘生活，都喜歡在一起搞一些有益的娛樂活動，唱歌演戲，下棋打球......，雖然比較枯燥，但總能設法自娛自樂，很少有人去搞封建迷信，也不會聚眾，更沒有偷盜搶劫！
如今已經實行了十二年制義務教育，人們的文化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電視的普及更加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可是，一些人的精神境界似乎……少了點什麼。
這是令我們這些“九斤老太”最擔心的。好像應該再來一次“信仰、道德”的掃盲和夜校啦！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