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就是我，我就是書。
——杜拉斯
20世紀集中了太多的悲憫與無奈，無數踽踽獨行者為了內心的嚮往，因了世俗的污濁，用鮮血寫下最後的詩篇。從葉賽寧的“活着，不比死更美”，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那一份對創作純粹的渴望，格調天成。想起杜拉斯，那個“將憂傷畫在眼角”的女子，她是極端唯美的實驗型作家，對歷史具有俯瞰式洞察力，喜歡將回憶表現得富有張力，深邃而悲絕。她是心靈的朝聖者，對靈魂無比忠誠，寫作於她，有着最原始的意義。“何必要知道呢，有他們的書就夠了……”她對寫作的純粹有着如幼童般執着的追求，她的《情人》與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至今仍是讓心靈棲息的不朽經典。其中“當一個人開始回憶時，他就開始變得蒼老。”“同你那時相比，我更愛你那備受摧殘的容顏。”更是她瞬間成就的永恆。然而鋪天蓋地的讚譽令她不安，當她心靈的淨土不再平靜，她對寫作的熱情便走向另一個極端。“寫作是一場暗無天日的自殺”；“寫作時身處絕望，步入死亡之中”；“杜拉斯，我煩透你了”……她無法接受功利的寫作，至死都堅守着她的格調，忠於自己，忠於文字，忠於靈魂。這是，一個以寫作為生命的女子的格調。
而席慕蓉則是忠於自己的另一個典型。與杜拉斯不同，她的格調是在後來慢慢摸索得出併為其傾出所有。在那個相信詩歌的年代，她用纏綿的詩行温暖了無數少年的夢境。“古井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她擦亮了多少人朦朧的憧憬。但那畢竟，只是過去。如同一場燃燒，在席慕蓉46歲的年華——“人説／唐朝時一匹北方的馬／要回十匹絹／而如今／我空有四十年的時光／要向誰去換一片北方的草原”；“請為我唱一曲出塞曲／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語言／請用美麗的顫音輕輕呼喚／我心中的大好河山……”她沉溺於草原上的一切無法自拔，將詩集取名《飄蓬》，以求其本根。深知無數人朝聖般想見到寫《七里香》的自己，但她不回頭，彷彿是用積蓄一生的力量，來完成今日的跋涉。詩歌已經無法承載她的激情，她寫下散文甚至是長詩，去紀念她的飛揚紅裙，她的折翼之鷹，她的英雄噶爾丹……
詩人蔣勛問她：“你絕不覺得自己走了很長的路，現在才剛剛開始？”
她笑，不語。馮秋子曾寫過，草原上的一切過往，在老人眼裏，是一場風。我想，於席慕蓉也是這樣吧。那一卷瘦長的風，將載着她的格調，雖是改變，雖然遲來，卻找到真正歸宿真正源頭的`格調，忠於自己，永不停息。兩個女子，如此堅定，淡定，是寫作的格調，亦是生命的格調。這樣的格調，是寫作者必須堅守的信仰。我看過一些當今很有名的青年作家十幾歲寫的文章，言辭清澈，對文字抱有原始而純粹的虔誠與敬重，最終卻不免落得商業化。想到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罪與罰》並不注重對情節的掌控，只是隨心地在與情節無關的地方進行宂長的描寫——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為了接近自己的內心而不惜遠離讀者的人，即使是在現在，也是這樣。
卡夫卡説：“那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着，只有這一描述我夢幻般的內心世界才會令我滿意。”文學的世界裏從來都是千絲萬縷，但我仍相信，這種忠於內心的格調，會使人有勇氣在此披荊斬棘。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