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先生在其新書《從思想世界到歷史世界》的後記中説，這本書是他近十幾年來關於古代儒家哲學思想史的部分論文的彙集。認真的讀者會發現，這些論文給我們呈現的是一個看似隨意實則有其內在邏輯關聯的古代精神世界。我們會驚喜地發現，從《“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説“儒”的意義》到《宋明儒學研究的回顧》，再到附錄《儒學發展的問題與前景》，陳來為我們梳理了一個比較融貫的古代儒學思想史脈絡。而隱伏在這個脈絡之中的是對中國哲學史或者思想史的方法論上的反思式建構以及思想與政治歷史二維世界的主題性突出。而這兩方面的內容在《儒教研究的方法》和《“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對〈洪範〉皇極説的解釋》這兩篇論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在《儒教研究的方法》一文中陳來先生分析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至少有四種對“思想史”的不同理解。第一種是“觀念史（history?of?ideas）”，相當於哲學史，注重對思想本身的研究、理解和分析。第二種是“思想史（history?of?thought）”，主要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以及思想自身的發展史，這是中文世界通常的用法。第三種是“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history）”，比較注重思想觀念在實際的社會、歷史中的諸種文化表現。第四種是“社會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強調思想與社會的時間—空間維度上的關聯。比如書院講學與州縣地方的`關係、與地方宗族的關係等。
簡單來講，上述四種含義可以歸為兩種，前兩者比較重視思想本身的研究，是一種哲學式研究思路，而對於後兩者來講，其重點在於社會文化的表現，更多的是一種“效果史”。因此我們可以將思想史的路徑分為“思想的”與“歷史的”兩種。
陳來先生在此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無論如何，思想優先的研究原則，應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場。其他的不注重思想本身的研究，則不必稱作思想史研究，而應當按其主題分別視為對儒學的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社會研究。”
只有明白了這個基本立場，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這本論文集之中隱藏的兩種思想史路徑的緊張關係。
“歷史”的思想史路徑不僅僅關注哲學家的個人生活史，更重要的是他們所生活的政治世界，從而尋找其哲學思想（文化史）與其所處的政治歷史世界（政治史）的互動關係。這種路徑是將經典文本（textcanon）的理解需要置於語境（context）之中。這種歷史的思想史路徑並不是要將文本完全轉化為語境，相反，它們強調的是，唯有通過這種語境才能達到對經典文本的真正理解。只有將哲學家的言論看成是針對當時當地的具體情境而發的實踐行為才能把握經典的本來意思。
可是在《“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對〈洪範〉皇極説的解釋》一文中，陳來先生説道：“作為儒家經典學解釋的大師，朱熹的皇極討論，不會只是針對政治的發言，只是要消解當時某種政策的理論基礎。……在經典的解釋上，朱子對‘極’的解釋最早為中年時代對《太極圖説》的解釋，在朱陸太極之辯中朱子承繼和發展了其關於‘極’的理解，形成一套有關‘極’的理論，在討論太極之義時亦論及皇極之義。”
由此可見，陳來先生更加重視的是隱含在經典文本之中的“哲學”的內涵。在陳來先生看來，歷史的思想史路徑會將經典的超越其時代的層面降低，哲學家之為經典，固然是由某個具體情勢而發，但是其思考卻是有超越其時代的可能的。無論是對天道的形上探尋，還是對最佳政制的理性設計，哲學家的思考都是超越其時代的。在陳來先生看來，這就是經典自身所擁有的永恆魅力所在。
“經典文本中任何一個觀念，本身都具有其獨立的經典解釋意義，對朱子來講，經典的義理解釋本身畢竟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申發其政治思想的應用。”
在陳來先生看來，文化精英理想性觀念是從經典中獲得動力的。他們對政教制度的實際塑形以及對實際政事的主動參與，實際上就是在將自己所認可的通過自己的行動而具體體現在政治層面。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從思想史角度而言，士大夫的思考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視野，並不僅僅侷限於自己的世俗利益與政治情境，他們往往會對整個現實有更為深刻和本質的理解。因此哲學經典文本自身便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精神世界。而這個思想世界就是我們從事現世思考不竭的精神動力和源泉。
這是陳來先生這本論文集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的禮物。他正確地揭示出一種“思想”的思想史。也就是説，我們從事的思想史工作是要歷史性地回到思想世界之中，從而試圖找尋到我們自身的思想處境的源初經驗。毫不誇張地講，我們只有從思想史中才能獲得對自身的更為本真的理解。因為我們獲得的對過去甚至將來的認識大部分是從那裏得到的。經典文本透過思想史向我們傳遞着哲學家的思想世界。這個思想世界儘管沒有直接創造歷史，但是卻塑造了歷史，就像它沒有創造生命，卻給予生命意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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