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歌清新俊逸，充滿着昂揚奮發的時代精神和宏達蓬勃的盛唐氣象。
漢、唐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個大一統的王朝，在世人心中經常把漢唐並舉，作為一種大國和盛世的代稱。在我們閲讀唐詩時，經常能看見詩歌中出現漢朝的什物、人物或是直接以“漢”來指稱唐，這樣一種現象幾乎貫穿整個唐詩的創作過程，也幾乎存在於唐代各個體派和各種風格的詩人之中。李白作為盛唐名噪一時的大詩人，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此類現象。
一、漢朝情結的引入與表現
漢、唐兩代之間相隔近四百年，然而唐朝詩人對漢朝不但沒有因時間距離而產生疏遠感，反而在詩中時時反思、呼喚着它，唐代文人與漢朝有着複雜而又真切的情感聯繫。他們有的直接評議漢事，有的借用漢代人事來讚揚或諷刺唐人唐事，有的甚至直接以“漢”來代稱本朝。在此，本文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心理學派的一個概念——情結來解釋這種現象，稱其為“漢朝情結”。
筆者翻檢《李太白全集》發現，李白詩中約有130餘處涉及“漢”字眼的詞彙，有約80餘處用漢代歷史人物的典事。通過整理掌握的資料，將李白集中指涉漢代(出現“漢”字，但非指涉漢或唐代，如河漢、江漢等此處不討論)的詩歌作一個粗略的分類：
第一、指稱漢代，這裏的“漢”就指漢朝。在這類詩歌中，“漢”字基本上不帶任何情感或感情色彩較弱，只是寫作中的稱謂或提及，指涉的對象往往是漢代宮室、皇帝、疆域或漢朝。如《宮中行樂詞》(其三)：“盧橘為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這裏的漢宮即指漢代宮室，顯而易見，此處感情色彩較弱，此類詩歌還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清平調》其二)、“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等。
第二、詠史懷古中的“漢”，此類詩歌多是詠史抒情之作。“漢”字在此處情感色彩較濃，乃有意而詠。如《蘇武》：“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此處“漢”也指漢朝，但在情感用意上卻有明顯的褒揚意味，以“漢節”來凸顯和歌頌蘇武十年流放而忠存漢庭的精神。此類詩還有：“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王昭君二首》)、“秦人失金鏡，漢祖升紫極。”(《商山四皓》)、“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塞下曲》)等
第三、以“漢”喻唐。這種情況多出現於李白的酬答、奉贈、送別詩中，且多以漢庭、漢皇、漢代的歷史人物來喻指唐庭、唐皇、或酬贈送別的權貴和友人，此時的“漢”所寄寓的情感就更加強烈，情感內容也更豐富，有對友人的誇讚、對朝廷的眷戀、對渴望被援引的期盼、對自身失意的排遣等等。如《別韋少府》：“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這裏的“漢皇”亦指唐代皇帝，可確定為唐玄宗，表達出自己的一種矛盾心理：遍訪名流仙山與入朝施展抱負之間的矛盾。更確切地説，是在入朝受阻而無法施展抱負之後不得不入山訪道的一種苦悶與無奈。
二、李白“漢朝情結”的原因
“漢朝情結”作為唐代文人間一種較為普遍的文學現象，它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從某個詩人角度來細論這一文學現象，那麼創作主體的自身原因也值得我們深究。
(一)統治階層的宗漢心理與社會環境
在中國封建社會，某種文學思潮和社會心理的出現往往都離不開統治者的提倡和鼓勵，或者這樣一種現象最先是統治者所傾向的。縱觀整個古代文學史，如漢武帝對鋪陳揚厲、氣勢恢弘的辭賦的喜愛，使得漢大賦光耀一時;南北朝時期，齊樑纖弱濃豔、採麗競繁的詩風、文風與齊樑皇帝的審美傾向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隋代文風漸趨樸素、自然也與隋文帝提倡文風改革息息相關。
李唐王朝的建立與漢朝有着某種歷史的相似感。由於這種歷史的敏感性，李唐統治者從一開始就將唐與漢相比附，從唐高祖李淵開始，唐朝統治者對漢朝積極的政治措施都秉持着欽佩、效尤的心態，產生了濃厚的宗漢心理。統治階層的宗漢心理必定會在整個唐代社會引起積極響應。隨着這種心理從上層權貴向下層文人的擴散發展，使得唐代文人在其詩中展現的“漢朝情結”也隨之深化。
(二)唐前社會崇漢的影響
從秦代至唐代，唯有漢朝維繫了近四百年的江山，而魏晉南北朝或是偏安一隅，或是受盡異族侵略。幾百年間，中原社會一直是政治動盪、邊患頻傳，區域內又戰火不斷，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多數文人都懷念漢代的國富兵強，幅員遼闊，有志之士都呼喚能有大漢一統的政治環境以安邦濟民，能出現像漢代蕭何、霍光與衞青、霍去病這樣的賢臣良將來輔佐君王、平定邊患，以增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感，這樣一種崇漢心理一直延續至隋唐。
(三)李白的個性氣質與人生經歷
討論單個作家的創作心理或某種習見現象，必定離不開作者的個性氣質及其人生經歷。李白一生都志在“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然而他卻得不到皇帝的真正重用，又遭權貴嫉妒、排擠，滿腔熱情與壯志只能寄情山水、尋仙訪道，他的心中時時“猶戀漢皇恩”。據前人研究材料顯示，李白詩歌用賈誼典15處，用司馬相如典14處，用揚雄典10處，用韓信典9處，用張良典7處，用劇孟典7次，用李廣典6處，此外還有5處以下的如蕭何、嚴子陵、竇憲、馬援等。
這些漢代歷史人物典事的使用，一方面表達對他們功成名就、施展抱負的羨慕與頌揚，另一方面則更多的是抒發對自己壯志未酬、才不為用的感慨與無奈。如他與司馬相如都有文名，也都有天子相迎加恩的經歷，故詩歌中常常借相如來抒發感慨之情：“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軍蜀道迎相如。”(《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李白自己有向玄宗獻《明堂賦》之舉，故他在詩歌中也多次提到揚雄獻賦以自比：“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答杜秀才五鬆見贈》)。在流放夜郎的那段時期，詩中常常典用文帝時貶至長沙的賈誼，如：“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這種情感的共鳴，產生共同的流放飄零之悲。
三、結語
文藝作品大都是把一種心情寄託在一個或數個意象裏，有時候也借與創作主體在創作時有相似經歷和情感體驗的他人來表達這種心情。作為一種創作心理，詩歌中“漢朝情結”的出現是創作主體在創作時聯想起漢代人物、事物而抒發相似的情感或寄情於典，使得詩歌顯得委婉含蓄，符合中國古代傳統的温柔敦厚、含蓄典雅的詩學觀。李白詩歌中的這種“漢朝情結”，是唐代社會宗漢心理的大背景與作者自身的生平經歷相結合的產物，也是詩人感情流露和思想表達的一個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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