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閒適詩

在白居易的閒適詩中，無論是描繪日常生活起居，還是抒發內心情志，排遣政治苦悶與人生悲哀，大都可見詩人達觀知足的思想貫穿其中。以下是小編分享的白居易的閒適詩的分析，歡迎大家閲讀!

白居易的閒適詩

白居易給自己閒適詩下的定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説明了閒適詩的創作多是在官閒或養病之時，沒有官務拘繫，在閒居獨處的閒散狀態中進行;其次説明其題材，與“因事專題”以美刺比興為目的，描寫反映社會現實慷慨激昂的諷喻詩，以及“隨感遇而形於歎詠”的記敍人生悲歡、感傷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傷詩不同，其視角多集中在個人身上，多寫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交友出遊，彈琴賦詩等活動及抒寫內心情懷和人生態度，可以説，閒適詩承擔了記錄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務，其吟詠的題材，從具有概括意義的廣泛事物轉向更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細節，詩歌格調的降低，感情抒發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瑣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筆下，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能入詩。如寫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閒。卻忘人間事，似得枕上仙。至適無夢想，大和難名言”(《春眠》);寫飲酒“盡將沽酒飲，酩酊步行歸”(《晚春沽酒》);寫出遊“朝踏玉峯下，暮尋藍水濱”(《遊藍田山卜居》);寫天倫之樂“有侄始六歲，字之為阿龜。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羅兒。一始學笑語，一能誦歌詩。朝戲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龜蘿》);寫閒居“看山盡日坐，枕帙移時睡”(《閒居》);寫彈琴“是時心境閒，稠疊長年情。勿輕一盞酒，可以話平生”(《喜陳兄至》)……詩人作細緻描繪的同時，進一步抒寫生活中的感受，在寧靜閒散的環境中凸顯散淡閒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閒居》“空腹一盞粥，飢食有餘味。……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心足即為富，身閒乃當貴”;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復軟，綠英滑且肥。飢來止於飽，飽後何所思?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勿學常人意，其間分是非”，類似的詩句很多，在描繪自身食復飽，飽復睡，閒居無事、淡然寂靜的生活狀態之後進一步抒發知足保和、不慕榮利的情懷。可見，白居易對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時追求的，在種種瑣屑小事中流露出閒適情懷。

白居易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生活方式與人格理想，富有時代性和典型意義。隨着中唐社會政治經濟的重大變化，士人們的社會理想、人生理想和審美理想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階層與君國的結合尚不夠緊密，士階層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個性，到了中唐，政治現實的發展使道德觀念有了較大的轉變，中唐士人們更為自覺地依附王權，作為君為國計，此時他們在如何看待人生的問題上，有了兩種不同的選擇，一是以韓愈為代表，以道自任，恢復先秦儒家“志於道”的傳統，強化自身為君為國的自覺性，具有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與雄心;一是以白居易為代表，他們在混亂的社會現實、黑暗的官場面前放棄了兼濟天下的社會理想，開始正視自己作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選擇了追求“適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閒適詩中，對“適”有大量的吟詠。有從生理的角度吟詠，表現身、形、口、足、體等的“適”，如“足適已忘履，身適已忘衣”(《三適贈道友》)，“或行或坐卧，體適心悠哉”(《立秋涼風忽至》);有從精神的角度吟詠，表現心、情、意、性的“適”，如“心適復何為，一詠逍遙篇”(《犬鳶》);“飛沉皆適性，酣詠自怡情”(《春池閒泛》);“適情處處皆安樂，大抵園林勝市朝”(《諭親友》)。這種適性，已成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獨善之義中，顯示出一個閒士的人生哲學。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江州司馬廳記》);“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書》)。白居易與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賞屈原正直高潔的品質，卻不會效仿屈原“彷徨未忍決，繞澤行悲吟”(《讀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詠懷》)，從而選擇了追求適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體現出知足常樂的心態，他一再在詩中宣稱“知分心自足，委順身常安”(《詠懷》);“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適意二首》之一)等，不僅如此，在閒適詩中，詩人還通過幾種情況的對比來抒發知足之情。

在一些詩中，白居易將自己的生活與農民辛苦的生活對比，此時他的感情是複雜的，既同情農民窮苦的命運，對自己舒適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祿，過着逍遙自適生活的滿足與慶幸。他對農民們“請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無虛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觀稼》)的悲慘現狀有深刻的認識，在“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的自責之後，又有“終朝飽飯食，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秋居抒懷》)的知足心態。

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務繁忙、政治的鬥爭的拘繫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詩中表達歸隱之情，一方面對自己遠離政治漩渦的閒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詩作中，他對比自己和同僚們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處閒更應知足。“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心苦頭盡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蓋車，乘者多憂畏”(《閒居》)，他自己過去雖在朝為官，卻是“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吃”(《詠懷》)，而今官職雖閒，卻可以“竟歲無牽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兩相對照，詩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標：“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閒，次要心歡適”(《詠懷》)，追求身閒心閒，白居易不斷在詩中津津樂道其閒適的生活，知足之情，溢於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為自我心理調節手段，可以使詩人承認現狀，滿足現狀，消解現實生活帶來的困擾，從而獲得精神自由，這與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開的。陳寅恪先生説：“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來。蓋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道家主張看淡名利，寡慾清心，其表現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榮華富貴，養性保身，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達知足之語，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第四十四章);“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為處事原則之一，自覺斂抑自我的需求，並一以貫之。他自己也曾説：“五千言裏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留別微之》)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來平衡官小位卑，兼濟之志難施的狀況，如“朝飢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倖免凍與餒，此外復何求” (《永崇裏外觀居》);“葛衣御時暑，蔬飯療朝飢。持此聊自足，心力少營為”(《官舍小亭閒望》)。他以後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處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閒時。年長知命分，心慵少營為”(《白雲期》)，在四五十歲這樣大有作為的人生壯年之期，在地方官閒散的生活中優遊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悶，增強個體生命的適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時期，不斷吟詠知足主題的詩歌，津津樂道於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長期閒居洛陽，坐着太子賓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閒官，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過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做閒人”的優遊閒適的生活，以及對適性生活的追求。買田置產、縱酒談禪、彈琴吟詩、妓妾聲色、夏涼冬暖等最具體的生活瑣事，最細緻的情緒，無一不出現在他的筆下，如“弄水回船尾，尋花信馬頭。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且遊》);“閒傾殘酒後，暖擁小爐時。舞看新翻曲，歌聽自作詞”(《殘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狹小，使他此時的詩作少有別的題材。當然，他晚年時期的詩作與當時中唐社會的現實和他本人經歷密切相關。當時的社會內有牛李黨爭，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白居易為了遠避禍害而退居洛陽，就在大和九年，朝官與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發生“甘露之變”，社會危機四伏、動盪不安，可以説，當時社會政治的變化，給文人們的心理以很大的.社會壓力，他們的心理日趨內向、封閉，盛唐時代浪漫豪爽的氣質、昂揚明朗的基調以及對建功立業的追求的政治熱情已經逐漸消失，詩人的創作從對社會政治的關心轉變為描寫身邊瑣事，抒發內心情緒與體驗。作為當時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歌詠日常生活，一己悲歡成了詩歌創作的主要題材，與他早年提出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和諷喻詩的創作相比，詩風發生了很大變化。諷喻詩機械的、政治目的性較強的創作意圖在閒適詩中得到改變，詩人注入自身一時一地的真實感受，關注個人平凡適性的生活，反應日常生活狀況和複雜的內心世界，題材走向世俗化且更為廣泛，正如江進之所説：“前不照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詩內。詩境界，到白公不知開闊多少。”(明江進之《雪濤小書》)

白居易的閒適詩能發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顯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藝術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涼卧北軒。曙燈殘未滅，風簾閒自翻”(《禁中曉卧因懷王起居》)的清幽靜謐;“新棗未全赤，晚瓜有餘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秋遊原上》)的其樂融融;“命酒一臨泛，舍鞍揚掉謳。放回岸傍馬，去逐波間鷗。煙浪始渺渺，風襟亦悠悠”(《遊湓水》)的瀟灑適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餘。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閒情逸趣;“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稚女弄庭果，嬉戲牽人裾。是日晚彌靜，巢禽下相呼。嘖嘖護兒鵲，啞啞母子烏。豈唯雲鳥爾，吾亦引吾雛”(《官舍》)的天倫之樂…… 在其閒適詩中，這樣的詩句比比皆是，詩人以平易淺顯的語言，用敍事、抒情和議論相結合的手法娓娓道來，真實且多方面地表達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現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過由於詩人生活面的狹窄，感情抒發的直白，不少閒適詩缺乏深度和開掘，缺乏含蓄藴藉的詩味。張戒曾雲：“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宂長卑陋

耳若收斂其詞而稍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捲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閒適詩，“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詩歌的藝術性，這不能不説是白居易閒適詩的一個缺憾。錢鍾書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應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於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淵明之閒適，則一高玄，一瑣直，形而見拙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真質，則一沉摯，一鋪張，況而自下矣。”(錢鍾書《談藝錄》)且不論白詩與陶詩、杜詩之高下，瑣直與鋪張卻是白居易閒適詩的特點之一，是優是劣，是高是下，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閒適詩

閒適詩為古詩中注重詩歌的精神愉悦和心靈超越的一種流派。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給閒適詩的定義為：又或公退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

起源：

從歸隱派詩人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句中露出一片淡泊閒適之情不難看出，他是閒適詩的鼻祖，但把閒適詩學思想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當屬白居易，他奠定了閒適詩學思想理論基石。 在他的《與元九書》：“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理論淵源：

詩歌理論

白居易給出了明確的閒適詩詩歌理論。在他的眼裏，閒適詩是諷喻詩的補充。如果説他在設計諷喻詩理論時完全沒有將個人的情感和個人需要考慮進去，是志在“兼濟”的話，那他的閒適詩則開始考慮個人情感的需要，“獨善”目的非常明確。如果説諷喻詩是政治願望的體現，帶有很大理想成分的話，那麼閒適詩並不考慮詩歌的社會價值，而是注重詩歌的精神愉悦和心靈超越，以滿足他對個人心靈空間的追求，滿足他對人生的形而上學思考。

兩大源流

中國古代士人的精神需求既表現在人世的社會性需要上，也表現在自我精神超越的個性需求上。這構成了中國詩學的兩大源流：一個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詩學觀，偏重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和價值，代表性的有孔子的“興、觀、羣、怨”理論、荀子《樂論》的理論、《毛詩序》等理論，當然也包括白居易的諷喻詩理論。一個是以佛道思想為基礎的以抒發個人情感(包括個人形而上學思考)為目的的詩學理論。閒適詩學理論即是在後一種背景下形成的。

重大變化

東漢以後，由於文人個人意識覺醒和個人命運的不穩定，抒發個人情感為主的詩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潮流。其中陸機提出“緣情”説可以説標誌着詩學理論的重大變化。在文章作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詩學理論長期以來受到肯定之後，以個人情感抒發為基礎的“緣情”詩歌開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陸機的“緣情”之情，已與“詩言志”理論有很大差異。他的情，主要是指個人的感情，和魏晉以來文學的自覺和人的覺醒有直接關係。陸機抒發的情大多是“悲情”，這與他倡導“應、和、悲、雅、豔”的審美標準是一致的。陸機以悲為美的審美觀在中國文學史上非常有影響。

陶詩鼻祖

白居易的閒適詩所謂的“吟玩性情”者，也是以個人感情為基礎的。從創作上，陶淵明對白居易有重大影響。陶詩流露出一片淡泊閒適之情，可以被看作閒適詩的鼻祖。陶詩的淡泊之情是自然流露，並沒有上升到理論，白居易的閒適詩學思想卻有着高度自覺。

閒適詩學思想可以説是白居易最有獨創性的詩學思想，也對後世文人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白居易後期的詩學觀念中，閒適詩則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詩學觀念，白居易還確立了一種新的審美標準——閒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