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和一個朋友去新疆吐魯番旅遊，被當地的奇山異石吸引，離開現成的遊覽小徑，跑進了荒山野嶺。前面是一座小山，亂石磊磊，看不出任何人跡獸痕，我們決定爬上去。舉目四望，我們相信自己所到之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爬到山頂卻驚奇地發現，有人已經來過了，他們用碎石碼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些名字已經長進了山裏，少説也有十年以上。
面對這種“到此一遊”的題字，我們絲毫沒有感到不適，而是非常興奮，如法炮製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之後，才會有人再來，通過這些信息穿越時空和我們相遇，或許永遠都不會有。
今天，如果我去台灣旅遊，在野柳地質公園的一處巖壁上，赫然發現“中國常州趙根大”幾個大字，我也會和台灣記者一樣感到不舒服，甚至和大陸網民一樣覺得丟臉。可惡而又可憐的六旬老者趙根大，這些天來成為蜚聲兩岸的名人，被罵得無地自容。大陸游客的種種陋習再次成為話題，也再次和以往一樣，將要在簡單粗暴的辱罵聲中落幕。其實，這也是中國輿論的一種陋習。
我想要弄明白的是，自己在吐魯番留下的“到此一遊”和趙根大在台灣留下的“到此一遊”之間，有什麼樣的區別？為什麼前者可以接受而後者遭人反感？或者説，為什麼趙根大會弄混這二者的區別，把旅遊當作探險，把遊人如織的台北公園當作荒無人煙的吐魯番火焰山？
“習慣”是一種習慣性的解釋，有人認為中國人就喜歡聚眾喧譁，喜歡亂扔垃圾，喜歡簽名題字，喜歡攝影留念，喜歡瘋狂購物。問題是，這些習慣是怎樣養成的呢？又一種習慣性的解釋是，這是民族文化的特性。聚眾喧譁是集體主義傳統，簽名題字是題壁賦詩的傳統。既然是文化，那外國人最好忍着點。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前不久就説過：“你看，在機場裏、餐廳裏，大家聚一塊説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一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嘀嘀咕咕、當着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他認為，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説誰對誰錯。
當時武副部長是針對大陸人和西方人的習慣差異説這番話的，現在他必須要給出一個解釋：台灣媒體為什麼要對趙根大的“到此一遊”大驚小怪？難道兩岸的文化不是同根同源嗎，為什麼也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儘管各種文化之間的確存在差異性，但是在這些旅遊習慣上，我看不出有什麼歷史傳承的邏輯。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壁畫，可見在牆壁上記事和抒情並不是中國大陸人的專利。從一些影視作品裏就可以看到，歐洲中世紀的酒館裏並不安靜。震耳欲聾的迪斯科舞廳，也來自西方社會。如今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禮數，和日本人差距很大，但是唐朝的時候如何呢？清朝呢？民國呢？顯然，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不是傳統而是當下，給了人們什麼樣的`教養。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很多人家裏的牆壁上都掛有一個像框，像框裏最珍貴的照片是家人或親友在天安門廣場的留影。那時我想象每個外地人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天安門廣場去照一張照片，自己也打算有機會就這麼幹。現在的年輕人不再這樣了，他們的私人相冊裏最珍貴的照片，是在埃及金字塔前、紐約自由女神像下或者巴黎塞納河邊的留影。並不是因為北京變得不重要了，而是去北京變得容易了。
回望三十年前，內地人到上海出差，上海人到香港出差，就跟現在大陸人去巴黎旅遊一樣，大包小包瘋狂地購物。物資緊缺、貿易貧乏是一個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去一趟上海不容易，你得有個出公差的機會才行。你的家人朋友、左鄰右舍，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這樣的機會，所以你得為他們捎帶一些東西。
我自己去過十多個國家旅遊，剛開始很不喜歡購物，也對國人的購物癖持嘲笑的態度。但是，接觸多了之後，我有了更多的理解，自己也開始買一些東西了。一些中老年遊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前半生裏去趟上海都是奢望，如今更是充分地意識到，自己一生可能只有這一次機會到巴黎。緊緊地抓住唯一的機會，讓自己此生無憾，也讓沒有機會的親朋如同身臨其境，這就是他們瘋狂購物的原因。
我看見一些旅行社為中國大陸游客安排的行程非常緊張，每到一個景點幾乎只有照相留念的時間，但是遊客們也很滿意，因為他們並沒有多餘的心情來享受人文和風景，而是急於證明自己來過了。沒有經歷過被剝奪出行自由的外國人，以及在網絡上辱罵趙根大的中國年輕人，是不能理解這種心態的。
我也知道很多美國人一生都沒有去過巴黎，但是他們在心理上是自由的，覺得自己真是那麼瘋狂地熱愛巴黎的話，總是可以去的。而且他們的親戚朋友、左鄰右舍，也懷着同樣的心理，並不需要他們幫助滿足幻想。
有些中國大陸游客到了國外，言行舉止比在國內還要放肆，這是因為他們內心還沒有擺脱被禁錮的陰影，或者覺得自己比別的國人更有能力獲得自由，忍不住興奮過度了。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