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即是指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鄉流動和徘徊的過程中，基於城鄉多方面差異而形成的“對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認可、對周圍社會的信任和歸屬、對有關權威和權力的遵從等等。”就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狀況而言，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一羣體的社會認同情勢不容樂觀，面臨着不一而足的諸多困境，如身份認同困境、鄉土認同困境、城市認同困境等等。故而，為了有效緩解、弱化社會認同困境對新生代農民工羣體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就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困境產生的原因，因為這不僅是破除新生代農民工羣體之社會認同困境的內在要求，更是推動整個社會走向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題中之義。
一、正式制度藩籬：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認同機制的缺失
與所有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一樣，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社會認同困境的產生並非某種單一因素影響的結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以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認同機制的缺失為主要內容的正式制度藩籬。可以説，正式制度的不足和缺位恰是引發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社會認同困境的重要社會根源。所謂正式制度，是指“人們有意識的創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關規定構成的規範體系，他們在組織和社會活動中具有明確的合法性，並靠組織的正式結構來實施，包括憲法、成文法和行為規範。”下面主要圍繞由户籍制度所導致的社會身份和職業身份的錯位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與融入機制的缺失來探求該羣體社會認同困境出現的制度性根源。
（一）身份錯位：户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隔離
不可否認，農民工羣體的出現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有着十分密切的關聯，正是這樣的二元社會結構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户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隔離，進而影響了其社會認同的形塑。就户籍身份而言，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實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間的遷移和流動，但他們依舊是以農民的身份和標示捲入到我國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的；從職業身份來説，新生代農民工羣體已極大脱離了其祖輩賴以生存的農業生產，進入了城市中不同領域的非農行業，這就無疑使得該羣體的户籍身份滯後於職業身份的轉換，正是户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這種非同步性轉換在很大程度上掣制了新生代農民工良性社會認同的形成。
總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羣體户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並非倏忽而致，而是有着深刻的歷史性動因。在20世紀50年代，為實現對社會秩序的有效管理，我國確立了以城鄉二元分立為特徵的社會治理結構，在這個户籍管理體制中，全體社會成員被人為分割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兩大羣體。客觀地説，當時制定的户籍管理體制在保障社會全面穩定、確立社會基本秩序、緩解社會資源分配不足等方面均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該體制卻對農村人口的流動強加了極為嚴苛的規定，導致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能在農村地區從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生產。農民不僅無法向城市自由流動，就連不同農村區域間的流動也受到嚴格限制，這就從根本上斬斷了城鄉之間的聯繫，堵塞了農民橫向社會流動的渠道，同時也意味着農民身份與職業的高度同構。到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進程的啟動――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開啟了眾多農民紛紛離開農村湧向城市的序幕。面對日益變動的社會秩序，國家對既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亦做出了相應調整，允許農村人口可以脱離農業生產，到城市中從事非農產業。這樣，農民的身份和職業才不再被先賦性地捆綁在一起，而是擁有了一定的自獲空間。
當前，隨着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已日益成為新時期農民工的主流羣體。儘管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方式、生活選擇、價值取向等方面已經深深地烙上了顯著的時代印記，但他們的户籍身份並沒有隨着職業身份的轉換而改變，這就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因户籍身份的限制而無法享受到與職業身份相匹配的保障和待遇。近年來，雖然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户籍改革方案在一些地區陸續試點，但這些嘗試性的舉措“仍然立足於城鄉二元結構，户籍制度作為人口登記和人口管理的職能沒有改變。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隨着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環境、思維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他們開始在主觀認知上日漸偏離固有的農民户籍身份，轉而根據職業身份等新標準來重新界定自己，正是這種户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困境的出現。
（二）機制缺位：社會認同與融入機制的缺失
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出現的諸多社會認同困境，雖然國家從宏觀角度着手做出了整體架構上的制度安排，但宏觀層面的制度設計與微觀層面的具體機制之間仍然存在難以克服的張力和距離，有效改善並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社會認同感的操作性機制依舊相當缺乏。20世紀80年以來，與相對寬鬆的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是首次進入公眾視野的農民工制度，隨着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熱潮的湧起，眾多關涉農民工人口流動管理、福利待遇、用工標準、職業准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規陸續出台。雖然農民工羣體內部已然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業已形成的舉措並未根據農民工日益變動的就業情況以及不斷深入的社會發展形勢及時做出相應調整。時至今日，略顯滯後的農民工制度已成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建構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目前，在農民工制度的框架內，我國仍然主要採用暫住證措施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管理，在這種制度設計中，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醫療保障、子女教育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均存在着極為明顯的差異性隔閡。雖然我國部分地區近年來陸續着手取消和改革暫住證政策，建立外來務工人員居住證制度，但這一文本層面的安排並沒能有效弱化和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困境。例如，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中的相關組織活動有着較高的參與熱情和積極性，但具體融入機制和集體認同路徑的缺失使得他們望而卻步，極大降低了他們的融入程度和社會認同。 眾多研究實踐表明，作為我國目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羣體，新生代農民工對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地區有着強烈的融入意願，而且他們也總是在竭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種資本以期實現對城市社區的參與，但社會認同和融入機制的缺位阻隔他們有效介入城市社會的步伐，而只能遊離在他們為之付出卻無法進入的城市結構之外。可以説，正是社會認同和融入機制的缺失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的認同模糊。
二、非正式制度斷裂：城鄉體驗的張力與話語建構的失衡
孫立平在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生活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時，提出了一個很有穿透力和學術潛力的概念：“斷裂社會”。何謂斷裂社會？“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幾個時代成分同時並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聯繫的社會發展階段。”在斷裂社會中，不僅很多邊緣羣體無法有效融入到社會結構之中，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也越來越大，而且會益愈呈現出“失衡”的運作邏輯。就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的社會認同而言，孫立平的研究在當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性意義。從非正式制度角度來説，正是斷裂社會所造成的鄉土經歷與城市體驗的張力和由傳媒強勢話語的控制所造成的羣體話語失衡，成為了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的重要因素。
（一）文化衝突：鄉土記憶與城市體驗的張力
在哈布瓦赫看來，社會記憶究歸根結蒂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每一類社會羣體都有與之相匹配的社會記憶。社會記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會隨着社會羣體所屬時空的改觀而變化，不斷嬗變的社會記憶會在特定的社會羣體內部鐫刻下極其深刻的影響，持續影響行動者的心理和行為。就新生代農民工羣體而言，雖然他們的職業和生活漸趨
捲入到城市中，但以往的農村生活經歷卻決定了他們在城市中的種種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必然無法抹去其在鄉村社區裏衍生出的鄉土社會記憶，正如費孝通指出的那樣，“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下人離不了泥土；我們的民族是和泥土分不開的；從土裏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地的束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正是新生代農民工在鄉村社會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們的鄉土記憶。
作為一個與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城市社會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無疑是一個全新的場域。在這樣一個未曾接觸的.新場域中，新生代農民工在鄉村社會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行為邏輯和處事方式等必然會受到相當強烈的震盪和衝擊，從而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在城市新場域中，為了適應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節奏，新生代農民工不得不改變原有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與價值取向，主動或被動地接受城市場域的再社會化，並不斷去適應城市社區的交往邏輯、職業方式及生活規則。同時，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轉變相同步的，是他們社會聯繫的轉變。眾所周知，鄉村社會是由血緣和地緣所構成的共同體，而城市社區則更多以業緣作為主要的社會聯繫，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非農產業的同時就意味着他們必須放棄原有的社會聯繫，進入一種不同以往的社會關係模式之中，這無疑對其社會認同構成了新的挑戰。
就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情況來看，他們由鄉村進入城市後的再社會化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鄉土記憶和城市體驗之間充滿了緊張、錯位和矛盾。對於他們來説，職業身份的獲取是相對容易的，但由於受到種種因素的鉗制和影響，城鄉經驗之間的張力卻是難以彌合的，二者之間的轉換失調無形中阻滯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的形成，放大了該羣體社會認同的脆弱性和模糊性。
（二）話語失衡：強勢傳媒話語的建構與控制
當前，隨着網絡社會的崛起和信息社會的到來，以網絡技術為載體的傳播媒介在人們的生活世界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問題來説，強勢傳媒的話語建構和控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影響和鉗制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社會認同生成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可以説，正是強勢傳媒在信息流播過程中所佔據的主導性影響和地位成為了阻礙他們形成良性社會認同的媒介障礙。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話語的表述背後往往藴藏着權力的運作，而權力總是可以對社會成員產生重要的制約，所以擁有強勢話語權的傳媒必然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建構帶來巨大影響。
不可否認，以網絡等傳播平台為代表的強勢傳媒無疑在當前的信息傳播過程中居於主導性位置，這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的形成影響甚大。作為目前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強勢傳媒通過建構並控制傳媒話語而對各種社會問題的研究發揮着不可小覷的影響，其對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的社會認同困境更是如此。從20世紀80年代出現農民工羣體開始，新聞媒介就開始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參與着對農民工問題的建構，如從新聞維度定義農民工的審視、從傳播視角審視農民工羣體的特徵、在專業架構內研究各種農民工問題，等等。時至今日，新聞媒介對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農民工羣體的建構仍在繼續。梳理大部分強勢傳媒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及相關研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論是何種方式的報道，新聞媒介總是以“問題羣體”的視野去看待和解讀新生代農民工羣體。這種充斥偏見和歧視的傳媒建構一方面必然會影響到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另一方面也會弱化和減地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度，從而使這一羣體面臨着的本已困境重重的社會認同危機雪上加霜。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