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是指由國家行政機關對於不屬於審判、檢察工作以及立法中的其他法律的具體應用問題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規進行的解釋。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畢業論文吧。
摘 要：我國改革開放時正值西方發達國家掀起聲勢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使得我國的行政改革不可能不受到西方行政改革理論的影響。在學習和比較西方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拿來”借鑑，並結合中國國情有所創新會為政改革的開展深化提供更高的平台，進而達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然而“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所以我國的行政改革在積極借鑑西方行政理論成果的同時，需要清醒克服“舶來品”的一些誤導，努力探索行政理論“本土化”之道，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行政管理理論，以此來更好地指導行政改革的科學進行。
關鍵詞：行政改革；變遷；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本土化
一、研究的緣起
行政改革方面的理論是我國政治學和行政學自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重建以來的一個研究熱點，也伴隨着我國行政改革的實際進程。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行政改革的呼喚下，學術界對於行政改革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那麼，我國對行政改革理論的文獻研究是怎樣的狀況呢？通過維普網文獻檢索，有關行政改革的研究多達1222篇（關鍵詞為行政改革），其中對行政改革理論相關方面的研究僅有96篇（關鍵詞為“行政改革+理論”）。這些文獻大部分集中於研究我國行政改革的歷程或者是國外的某一公共管理理論對我國行政改革的啟示，很少有文獻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具體借鑑了哪些國外公共管理理論以指導行政改革，至於該如何使行政改革借鑑的理論“本土化”，又該如何創新出屬於我國自己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文獻則幾乎沒有。無疑，這樣的泛泛而談並不利於我國行政改革理論的系統性研究。然而我國的行政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迫切要求改革理論上的創新和超越。此時，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改革的歷程，總結分析行政改革借鑑的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現狀，思考借鑑後我國該如何使之“本土化”並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行政管理理論，對於切實推進我國行政改革，建立精簡、統一、高效、規範的服務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改革變遷簡述
為了迎接21世紀的挑戰，當前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從事行政改革，在這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政府亦先後進行了5次大的行政改革。
（一）1982年的改革――重心轉移體制未變
1982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黨將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進行了改革開放後的首次改革，主要措施有：（1）改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擴大中心城市經濟管理權限。（2）政府機構進行了改革和精簡，較大幅度地撤併了經濟管理部門。（3）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建立了幹部離退休制度。此次改革使我國改變了農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行政權與生產經營權初步分離；據統計，國務院的工作部門由改革前的100個減少到61個，為此後的行政改革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1]
（二）1988年的改革――初步轉變政府職能
從1988年開始，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需要而進行了行政改革。主要措施有：（1）此次改革明確提出了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關鍵，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使政府對企業由直接管理逐步轉向間接管理為主。（2）進行國務院機構改革，同時進一步改革人事制度，在各級政府機關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實行依法管理和公開監督。這一階段的改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創造了條件。結合職能轉變，政府機構得到了精簡。
（三）1993年的改革――全面改革的預演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求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組織機構，又一輪自上而下的全國性行政體制改革開始了。主要措施有：（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和監督部門。（2）同時以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為重點，全面推進機關、事業、企業人事制度的改革。經過改革，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和辦事機構由86個調整為59個，各部門人員精簡平均為20%左右。各級政府機構人員約減少200萬，佔原有行政編制的23%。
（四）1998年的改革――全面深入
1997年十五大報告再一次提出要“推進機構改革”，在這種背景下，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拉開了。主要措施有：（1）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進一步精簡政府機構。（2）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企業的關係。這一階段改革使得政府職能得到轉變，政府機構和人員得到很大精簡，同時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和社會服務功能得到加強。
（五）2003年的改革――強化監管職能
2003年開始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為構建和諧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體制保障。主要措施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機構改革涉及加強食品安全生產監督體制建設等7個方面的舉措。這次改革基本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行政管理體制和組織機構，逐步形成了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框架。[2]
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改革借鑑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剖析
顯然，我國的行政改革擁有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孕育的豐富而燦爛的政治文化作為本土理論基礎，那麼，為什麼要在擁有本土價值理論基礎上還要借鑑國外的公共管理理論呢？其一，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20世紀70年代未，正值西方發達國家掀起聲勢浩大、席捲全球並延續至今的行政改革浪潮，使得我國行政改革不可能不受到西方行政改革理論的影響。正如丁煌教授所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席捲為我國行政改革借鑑西方公共管理學的理論成果提供了現實可能”。其二，實踐已經證明，我國在瞭解、學習和比較西方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拿來”借鑑，並結合中國國情有所創新會為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及行政改革的深化提供更高的平台，進而達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一）踏上研究之旅
20世紀80年代初，夏書章教授奔走疾呼，要求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這一呼籲打破了30年來中國行政學的沉寂局面。1984年，他在全國首次“行政管理學科研討會”上申述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學，直至80年代末，我國才真正拉開了行政管理學重建復興的序幕，着力引進研究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論，以為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自此，我國行政改革開始了學習借鑑西方公共管理理論之旅。顯然，第一階段的行政改革並沒有借鑑西方行政管理理論的成分，然而此次改革遺留下的很多問題為以後改革要引進什麼樣的西方理論提出了現實要求。
（二）始借西方文官制度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為改變“政黨分贓制”的局面，建立了文官制度。這一制度發展至今，其顯著特點是“考績制”的廣泛運用，鼓勵競爭，提高工作效率，及時發現人才，做到知人善任。[3]鑑於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國公務員制度積極借鑑了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合理內容，主要內容有：公開考試、擇優錄取，這樣可以吸引人才通過競爭選拔到行政崗位上來，使公務員的素質得以提高；與此同時，借鑑了其中的法制化方面的內容，實行公務員制度法制化，改革“人治”；引用文官制度中的“考績制”，從“德”、“能”、“勤”、“績”四個方面對公務員進行全面考核，使得公務員們“能上能下”。這些無疑都有利於提升政府的合法性地位。
（三）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管理”與“市場”取向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針對政府公共行政效率低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主張市場化改革方向以及對政府和市場進行重新定位。我國政府包攬的社會事務過多、權力範圍過大，這不僅影響到政府效率，而且降低政府服務質量。而企業化政府的這種思想正是我國進行行政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我國政府借鑑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管理和市場取向，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轉變政府與社會、與企業、與市場、與公民的關係，從而加強了宏觀調控和社會服務功能，力求做到“掌舵而不是划槳”。
（四）公共選擇理論的“權利約束”與“有限政府”取向
從經濟人假設出發，運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選擇學派得出了“政府失敗”論，倡導大力減少國家干預，盡力發揮市場的功能，認為國家權力總是追求更大的國家權力，要補救“政府失敗”就要從這種惡性循環中解脱出來，破除政府萬能的神話，塑造有限政府。[4]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政府將很多職能統攬起來，管了很多不該管且管不好的事，改革開放後的行政改革認識到了政府政府也會失靈，政府的權利也需要約束，只有塑造出有限政府，才能形成“小政府，大社會”。因此，秉承着“有限政府”和“權利約束”的改革理念，我國自1982年來的歷次行政改革均以“轉換職能”為基本前提，大力精簡機構，向“服務型”政府這一總體目標穩步前進。
（五）公共治理理論的“社會化”與“參與管理”取向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產生的治理理論追求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公民參與、責任性、迴應性、有效性、法制化等。[5]公共治理理論考主張在政府、非政府公共部門、私人部門和公民之間建立互信，達成共識，建立多方面的合作。這些價值理念會為我國公共服務的社會化和參與管理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基礎。我國政府藉此理念逐步調整與市場、與社會、與企業的關係，培育社會中介組織，完善社會的自治組織結構，建立政府與社會、政府與人民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協作的關係。
四、借鑑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後值得思考的一些問題
毋庸置疑，在借鑑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一些思想理念後，我國的行政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取得了斐然的成果。然而，在“拿來”之時，需要我們思考的是，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中國的行政生態環境中是否會產生“水土不服”的病症？行政改革的實踐能否有效克服西方理論脱離本國實際的誤導？我國又該如何在借鑑之上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行政管理理論以指導行政改革呢？
（一）積極借鑑西方行政管理理論成果
理論來源於實踐，又指導實踐，任何改革都需要理論的指導，沒有理論的先行，改革便難以取得成功。至於我國究竟應建立什麼樣的行政體制，既沒有經驗可以借鑑，也沒有深入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後，在西方行政改革的思潮影響下，我國的改革才有了比較科學的理論基礎，如公共管理理論、公共選擇理論、治理理論等都成為這一時期行政改革的理論源泉。作為人類行政改革的共同成果，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無疑對我國有很好的借鑑作用，在實踐中似乎表現出了超意識形態、超越國家和行政傳統、超越發展階段的普遍適用性。[6]因此，我國可以辯證地研究和借鑑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以為我國的行政改革服務。
（二）清醒克服“舶來品”的一些誤導
我國行政改革理論很多都是從西方“舶來”的，因此目前流行的一些行政改革理論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如果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人云亦云地使用來自西方的理論話語和方法分析我國的問題，便會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踐產生有害影響。因此，如何有效克服誤導以正確借鑑西方行政理論成果則成為一個重要挑戰。此時，我們首選需要客觀評價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成果，既不可過度地拔高，也不可以過度地貶低，更不能走極端，而需要全面地研究理解。其次，正確認識我國和西方國家公共管理理論的行政生態環境，進行比較研究則變得至關重要。同時還需根據我國跨越式的時代特徵有選擇地對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成果進行借鑑。
（三）努力探索行政管理理論“本土化”之道
威爾遜在《行政學研究》一文中如是説：“如果我們要應用這種科學，我們必須使之美國化，不只是從形式上或僅僅從語言上美國化，而是必須在思想、原則和目標方面從根本上加以美國化。它必須從內心深處認識我們的制度，必須把官僚主義的熱病從血管中加以排除，必須多多吸入美國的自由空氣。”[7]可見，要借鑑運用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時，使其避免出現“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現象，則必須對這種理論進行“本土化”塑造，多多吸入“國內自由空氣”，開發出適合本國行政生態環境的行政理論。然而“本土化”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首先需要站在我國改革現狀的基礎上，提出和研究行政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其次，要實現學術話語的本土化，挖掘和結合中國的學術話語，生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理論話語系統。最後，要基於從中國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概念、範疇和方法來研究我國行政改革實踐中的問題。循序漸進地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創新出自己的行政理論，創新出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行政管理理論，以此來更好地指導行政改革的科學進行。
五、結論與討論
總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我國和其他國家都是立足自己的國情進行改革的，但是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共性和差異性，對現實問題借用西方國家的理論提供的指導思想、研究路徑或分析工具無疑都是合適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國行政改革在借鑑西方行政理論的同時，亦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屬於自己的行政改革理論，如何平衡中西方理論之間的關係和權重，找到中西合璧的最佳契合點？與此同時，我國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大部制改革又該如何科學借鑑西方行政理論中的合理成分，有效規避一些負面誤導，進一步促進新一輪大部制改革的深化完善呢？這些問題則需要我們孜孜不倦地繼續探索研究。
參考文獻：
[1]夏書章，等.行政管理學[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
[2]汪玉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劉海棠．從西方文官制度特點看我國公務員制度的改革[J]．出類拔萃文教資料，2000，（8）.
[4]翟為民.公共選擇理論對我國政府改革的啟示[J]．實踐探索，2007，（3）：31
[5]孫浩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行政改革[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6]顏廷鋭，等．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問題報告[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
[7]參見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行政學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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