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我國醫療水平和經濟文化發展，我們的孕產婦死亡率近些年在明顯下降。對於每個家庭而言，它同樣關係重大，從近些年紅紅火火的月嫂、月子醫院可見一斑。然而在一片紅火背後，決定孕產婦安危的關鍵人羣——助產士，在我國的發展仍面臨着諸多困難。
我國助產專業長期定位不清
助產專業作為婦幼保健的重要環節，它的發展好壞關係重大。國際助產聯盟主席Frances Day-Stirk介紹説，瑞典學者曾進行大規模人羣調查，發現隨着受正規教育的助產士介入日益增加，孕產婦的死亡率呈線性下降趨勢。這一發現直接引導了瑞典以及多個國家大力發展本國的助產事業。2014年世界助產狀況報告指出，受過良好培訓的助產士，能夠幫助避免大約2/3的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她們能夠提供全面的性、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務。
如今，孕產婦死亡率已被看作是一個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對各國來説，為孕產婦和新生兒提供高質量照護，發展助產專業都是關鍵方法。
在論壇上，北京大學護理學院陸虹教授介紹了助產專業在我國發展的歷史背景。早在1908年，中國就出現了助產士，而且對於助產士的立法經歷了從《助產士條例》升級到《助產士法》的過程。當時助產教育是獨立的教育模式，並且多以高等教育為主，助產專業規範、完整且清晰。然而，在1979年~2008年，多種因素導致我國助產士角色定位不清。助產士既可晉升醫師，也能晉升護師，這使得助產士的職責變得很尷尬，晉升醫師和護師都受到很大阻礙。個人發展前景不明確，直接限制了助產專業的整體發展，呈現出專業萎縮和退化的趨勢。
助產士隊伍萎縮技術退化
世界衞生組織在2007年~2008年，對亞洲、非洲和南美洲24個國家開展的研究顯示，中國總剖宮產率為46.5%，居24個國家之首。中國婦幼保健協會原副會長龐汝彥教授説，這個“世界第一”引起了我國婦產專業多位學者的反思，我國出現過分醫療干預正常妊娠和分娩，其原因是複雜的，其中助產士隊伍的萎縮和助產技術的退化，是影響自然分娩的重要因素。如今，隨着“二孩”政策的推出，剖宮產帶來的潛在風險更加嚴峻。因此，中國急需推動助產專業的發展。
國家衞生計生委貫徹《2011~2020年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實施方案》中特別指出要加強助產士隊伍建設，而規範助產教育，提升助產士能力建設，都需要明確的助產士核心勝任力指標來支撐。
那麼，助產士應該具有怎樣的勝任力，完成哪些職責呢?對於助產士的職能，國際助產士聯盟規定：在以婦女為中心的服務中，與婦女結成夥伴並對其負責，提供孕期、產期、產後期護理支持和建議，把分娩服務作為獨立職責，助產服務包括預防性評估，促進正常分娩，監測母嬰併發症，醫療支持和開展急救評估等。健康諮詢教育也是重要工作，包括對婦女，家庭社區的產前產後教育及心理支持、生育衞生教育等。從此定義中可見，助產士不僅能提供正常分娩技術，還提供全方位心理、情感、信息等支持，從而促進自然分娩。
陸虹等對我國助產專業的調查顯示，我國助產士不僅數量匱乏，而且核心勝任力普遍較差。目前各醫院對助產士的培訓，在職培訓自成體系，培訓內容較為單一，大多側重於分娩階段的專科知識和技能，而對於助產相關法律法規，助產服務理念，以及助產士外延角色所涉及的綜合知識和技能涉及較少。
龐汝彥認為，助產工作相對於普通護理工作，具有更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助產士需要不斷在臨牀積累經驗，才能促進理論知識的深化和實踐技能的提高，使核心勝任力逐漸得以發展和完善。因此應根據這一特點，為不同年資的助產士制定出針對性的培訓計劃，更好地促進助產士的'勝任力培養和職業發展。
合力發展助產專業仍困難重重
早在十幾年前，我國已有不少專家意識到助產專業萎縮的危害，因而在國家衞生計生委、中國婦幼保健協會、聯合國人口基金、教育部等多個單位的聯合推動下，終於在去年將助產專業納入到八所重點醫學院校的本科教育中。在此之後協會受國家衞計委委託，組織專家制定了助產士規範化培訓基地評審標準，開展基地認定和全國助產適宜技術省級師資培訓班。通過規範化培訓教材的開發、師資培訓、基地建設、招生及培訓後的考試試點，初步形成了一套科學的規範化培訓模式，為建立多層次的助產士人才隊伍、推動助產行業的規範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要想推動助產專業的發展，龐汝彥教授認為今後還有很多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我國尚缺乏助產士的註冊認證與管理體系、行業法規、規範化教育。目前，國家衞生計生委正在探索建立獨立的助產士職稱系列，暢通助產士職稱晉升渠道，完善助產士培養制度。針對助產士職業特點設計高職高專院校和繼續教育課程，擴大招生規模，嘗試在醫學本科教育中設立助產專業等。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