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費出書大致有這樣兩種類型，一種是“官員型”,這部分人在機關供職，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向企業拉贊助或者由財政撥款，書出版後向下面攤派，不但個人經濟效益可觀，同時也增加了自己的影響力。另一種是“平民型”,這部分人出於對文學的愛好和追求，把自己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錢拿出來出書，他們的書推銷是非常困難的，往往是免費贈送親朋好友。
在社會轉型的今天，出現這種現象不足為怪。從科學的角度看，事物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任何一種產品，如果沒有經過流通領域，就不能成為商品，所以就沒有使用價值和生產價值。出版業也不例外，它同樣要遵循投入和產出這個經濟規律。一本書出版後，如果沒有人購買，也就失去了出版的價值。當然自費出書對出版商是沒有影響的，他們的原則是首先保證自己盈利，而不會顧及對社會造成的浪費。
縱觀中外文學史，留下傳世之作的作家都是厚積薄發。長篇小説《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羅曼·羅蘭是法國偉大的作家，他從1890年開始醖釀這部小説，到1912年完成最後一卷，前後花了20多年時間。更讓人感歎的是曹雪芹一生只寫了一部《紅樓夢》。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遙，長篇小説也只有一部《平凡的世界》。但它是精品，成了廣大青少年的必讀書目。
我們現在經常看到這樣的新聞，少數“網絡作家”一年可以寫四五部長篇，結果是胡編亂造，甚至抄襲剽竊。即使有媒體爆炒，還是逃脱不了曇花一現的命運。市場是無情的，也是很公平的。我們的作家包括業餘作者，不能不正視這一現實，任何帶有功利色彩的東西都不可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著名作家巴金之所以成為一代宗師，是因為他“掏出自己的心”來和讀者交流。面對巴老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是不是太浮躁了。
或許作品的數量可以擴大作家的知名度，但優秀的作家追求的'不是數量，而是讀者喜歡的精品。以小説《活着》蜚聲文壇的作家餘華曾經赴美講學半年，回來後感觸很深。他説這次美國之行最大的感受是“慚愧”。在去美國之前，覺得自己至今沒有寫到200萬字、在中國作家中是“低產作家”。然而到了美國之後，在蘭登書屋裏看到的那些令人崇拜的大作家的作品比他還少。餘華説：“那時我更慚愧了，原來歐美的作家是用寫五本書的精力寫一本書，而我們的作家是用一本書的精力寫五本書，一年不出一個長篇就簡直活不成了，這怎麼能一樣呢。”餘華的感慨至少能讓我們的內心有所觸動。
杜甫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出書需三思而後行，應該把你真正從心底流淌出來的精美文字捧獻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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