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 2002-10-25 張金嶺
前不久，經濟學家蕭灼基先生在山東日照市接受《大眾日報》記者採訪時，對日照市“積極建設教授花園，藉以發展高新技術”評價甚高。他説：“教授花園的建設、入園，體現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他還説：“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中期，我們有一位經濟學家説，如果到了本世紀末，北大教授還沒有別墅汽車，就是改革的失敗。當時我對這句話不理解，認為不可能。現在我們有一批教授不僅有公寓而且有了別墅，其中，我們（北大）經濟學院就有好幾位，雎國餘教授、劉偉教授在這裏都有別墅了。”講到這裏，蕭灼基“風趣地”説：“我很羨慕，但是我還沒有。”
蕭先生在這裏提到的那位不知姓甚名誰的經濟學家説過一句分量很重的話：如果到了本世紀（指上世紀）末，北大教授還沒有別墅汽車，就是改革的失敗。請注意，這裏，人家用的是“北大教授”這個全稱判斷。按照“我們”那位經濟學家的邏輯，只有這部分人都住上了別墅有了汽車，才能證明中國的改革沒有失敗。上世紀末早就過了，應該問一問“我們”的那位經濟學家，在他看來，改革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呢？
不用説，中國的知識文化精英並不都集中在“我們北大”，很多在各個專業領域裏佔據制高點的專家學者們分散在全國許多的大學、研究機構、文化事業單位和民間，他們對這個社會的貢獻並不是北大教授們可以代替的。比如吳敬璉這樣的學者並不是現任的`北大教授，他們雖然沒有住上別墅，可他們並沒有據此説這就標誌“改革的失敗”。
現在中國的城鄉至少有數千萬人還沒有完全擺脱貧困，有些地方的農民負擔還比較重，有些家庭的孩子還上不起學，不少農民的人均年收入還比不上很多城裏人一個月的工資；城市裏很多下了崗的工人，人到中年又面臨着新的人生境遇，最低生活保障雖一再提高，大多也只有兩三百元，即使能重新就業，很多人的月收入也只有幾百元而已；有些地方的教師和幹部甚至不能按時領到並不豐厚的工資，連養家餬口都不易。如果説“北大教授還沒有別墅汽車，就是改革的失敗”，他們應該怎麼樣説好呢？只怪自己沒本事當北大教授，命該如此？看來，以少數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得失為標準，來判斷改革是否成功，是靠不住的。
“我們”這樣的經濟學家，是否為自己“設計”的生活標準太高了？發達國家的教授生活水準是否遠遠高於普通人，是否都有別墅汽車，我不知道。但我認為，在當下的中國，即使在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當個教授，也不應要求都達到發達國家教授的生活水準。這是“國情”。任何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國人，都不能漠視自己的生存背景來考慮問題。在面臨着大量的前現代困境和難題的中國，那些急切地巴望着過上西方中產階級生活的所謂“知識分子”們，有必要把自己的要求説給自己做工務農的爹孃和兄弟姐妹聽聽，體會一下他們的感受。
像北大教授這樣的文化精英，也許確比一般人對這個社會的貢獻大，也許理應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但這個社會的進步畢竟是由多種力量共同推動的。因此，即使自己貢獻很大，也只是這合力的一部分，就像農民種地、醫生看病、工人做工，都是分內的工作，少了誰都不行，而重要性卻是相對的。況且，作為文化精英，道義感理應比其他羣體更強一點。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