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男，漢族，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詩人。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市或博愛縣），生於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詩作文學價值很高，於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38年）進士及第。曾任弘農尉、佐幕 府、東川節度使判官等職。早期，李商隱因文才而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後因李黨的王茂元愛其才而將女兒嫁給他，他因此而遭到牛黨的排斥。此後，李商隱便在牛李兩黨爭鬥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於各藩鎮幕僚當幕僚，鬱郁而不得志，後潦倒終身。晚唐唐詩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大不如前的趨勢，而李商隱卻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次高峯，是晚唐最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兩人並稱“小李杜”，與李賀、李白合稱三李。
在李商隱10歲前後，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揹負上了撐持門户的責任。後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後，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於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憂鬱、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徵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讚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文宗開成二年（837），李商隱考取了進士資格。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並不指望一舉成功。他目前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説明他對於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着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遊學的令狐綯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綯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於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權貴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係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係，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説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綯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於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
李商隱考中進士的當年（開成二年，837）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後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今甘肅涇縣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甚至將女兒嫁給了他。從李商隱後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於：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於“牛黨”。因此，他的行為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為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隱很快就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並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通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開成三年（838）春天，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複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不過，他並沒有後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王晏媄。他們婚後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隱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麗温和體貼的妻子。
開成四年（839），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通過，得到了祕書省校書郎的職位。這是一個低級的官職，但有一定的發展機會。沒過多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權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後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他因為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陝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孫簡很可能以某種不留情面的態度對待李商隱，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後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他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此刻顯然已經沒有心情繼續工作，不久（開成五年，839）就再次辭職並得到獲准。
大中五年，李商隱經歷的另一次重大打擊，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於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於李商隱多年在外遊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聚少離多。可以想象，李商隱對於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變故並沒有給李商隱很長的時間去體驗痛苦。
這年秋天，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他在簡單地安排了家裏的事情之後，於十一月入川赴職。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時間都鬱鬱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地的僧人交往，並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遊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他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於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後回到故鄉閒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隱在家鄉病故。
關於李商隱的愛情，猜測的部分遠遠多於有實際證據的，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對此津津樂道，甚至象閲讀偵探小説一樣揣摩分析他的詩文，希冀發現切實的憑據。下面這些女子被認為是與李商隱有過感情糾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現在李商隱寫於開成元年（836）年的一組詩（《柳枝五首》）中。他還為這組詩寫了一個長長的序言，講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個洛陽富商的女兒，活潑可愛，開朗大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李商隱的詩（《燕台詩》），心生愛慕，於是主動與他約會。但李商隱失約了。他後來得知，柳枝被一個有權勢的人收為妾。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如果不是李商隱杜撰，這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戀。
宋華陽。李商隱在青年時期曾經在玉陽山修習道術，因此有人猜想他在這期間與女道士發生過戀情。在《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詩中，李商隱提到了“宋華陽”的名字，於是，宋華陽就被認為是李商隱的戀人。還有一種誇張的説法是：李商隱曾經和宋華陽姐妹二人同時戀愛。蘇雪林在《玉溪詩謎》中[10]對於這個故事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發揮。
錦瑟（柳枝）。李商隱有一首著名的《錦瑟》詩，劉攽在《中山詩話》中提到，有人猜測“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兒，李商隱在令狐家受學期間，曾與她戀愛，但終於沒有結果。
荷花。民間傳説他在與王氏結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戀人，兩人十分恩愛。在他進京趕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隱陪伴荷花度過最後的時光。這段悲劇給他造成很大的打擊，以後的詩中他常以荷花為題也是對舊情的眷戀。
王氏。王氏是李商隱的妻子。但有人從李商隱《祭小侄女寄寄文》中（“況吾別娶已來，胤緒未立”）推斷王氏為李商隱再婚的妻子。如果這種看法成立，李商隱應該還有一位初婚妻子，但關於這方面的信息幾乎空白。李商隱與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後，他寫下《房中曲》等悼亡詩篇，情感真摯，語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離家赴蜀地宦遊途中所作《悼傷後赴東蜀闢至散關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 也有猜測，《錦瑟》也是為紀念亡妻而作，以琴絃斷裂比喻妻子去世。
對於李商隱愛情生活的研究，以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蹟考》（1927）最為著名。此書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為《玉溪詩謎》。蘇雪林的研究，繼承了程夢星、馮浩等人的成果，拓寬和豐富了這一領域的內容。例如，通過她的考證，多數人接受了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經歷。不過，蘇雪林的猜測和推理幾乎不加節制，從而構畫出幾段離奇的戀情，包括他曾與宮女偷情。
叔本華認為，“人生，終歸是一場悲劇。”對人生的看法，涉及到哲學問題，我們在此不作探討。但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這句話卻如此簡練地概括了中國晚唐詩人李商隱的一生。
家世的孤苦，仕途的失意，愛情的失落乃至身體的羸弱多病，使他形成了易於傷感的、內向型的性格與心志。他天賦的才華與這樣的性格相結合，使他的感情異常豐富細膩，創作也異常豐富。他的一生創作了大量詩篇，有詠物詩、詠史詩、政治詩和多以無題為名的愛情詩，其中以愛情詩成就最高。“義山一生，善作情詩”（《李義山詩集箋註》）。千百年來，人們反覆詠唱的也多為他的愛情詩。
李商隱人生的悲劇色彩在其愛情詩中表現的較為突出，也正是由於人生的悲劇使其只能以委婉曲折的方法在藝術中追求愛情的自由。我想強調的是，他悲劇的人生與其悽美的愛情詩形成了某種對照。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做是一種現實與理想的關係。因此其愛情詩也並非僅僅在表達愛情，而充滿着對理想天空的仰望和對苦難生活的直視。也正因為如此，其愛情詩中才會有許多寄託，意藴繁複，那些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東西，後人很難解讀。但在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中，李商隱的詩歌藝術達到了一種爐火純青的境界。
李商隱詩歌把心靈世界作為表現對象，許多詩寫的不是一時一事，乃是整個心境，而他的心境又非常複雜，所以其詩歌詩境朦朧，意象繁雜。同時，其愛情詩也不僅僅在描寫愛情，總是和詩人的不幸身世有着某種聯繫，其中隱藏着更深的隱痛。如其在《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餘以悼之日近不去因寄》中寫道，“嵇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寫極妻之後隱痛難遣的鰥鰥不寐之情，同時突出了環境的淒冷黑暗，滲透着濃重的身世之感。
李商隱抒寫的多是交織着希望與失望的悲劇性愛情和愛情心理，這也是其愛情詩的一個特點。愛情雖阻，但不作絕望之辭，因此愈顯悽美，也深刻地揭示了人間愛情悲劇的共性。如其一首《無題》中“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春心蕩漾，情焰熾烈，但卻相思無望，終歸灰心，而在絕望與悲哀的自我戒飭中，又透露出愛情縈繞堅牢，難以抑止泯滅。
李商隱蕭瑟悽美、美倫美奐的詩歌照亮了整個晚唐詩壇，他融時世、身世之悲於朦朧而渾融的詩境中，貫感傷情調於各種題材的詩歌之內，成為中國文學史感傷主義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他的愛情詩在後世影響很大，從晚唐韓愈到清代黃景仁，龔自珍等，都在詩歌創作上受過他的影響，甚至他的影響一直施及中國現代詩壇中戴望舒等人。而當代詩壇七十年代最令人矚目的“朦朧詩運動”也與其詩歌風格不謀而合，我認為其中也是有着某種繼承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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