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出現了農業比重持續下降、工業比重高位運行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在較長時期比重較低等結構特徵。總體上而言，這些產業結構特徵與我國過去特定發展階段、比較優勢和發展環境相適，但隨着中長期經濟發展階段轉換、比較優勢調整和發展環境變化，尤其是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產業結構亟待新一輪轉型升級。破除制約產業結構轉型動力持續發力的體制機制，加快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還對於培育新增長動能、轉換增長動力，以及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意義重大。
一、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動力發力的歷史經驗
產業結構轉型是供需合力作用的結果，受市場內生驅動與政府政策雙重影響。首先是需求拉動。其一，內需拉動。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從低收入水平躍升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人們的消費需求出現了從滿足温飽到追求更高層次的醫療、教育、旅遊休閒、文化娛樂等轉變，拉動了產業結構從農業向非農業及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的轉型升級。其二，外需拉動。外需是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外需結構變化構成產業結構轉型內需拉動力的重要補充。在過去三十多年裏，隨着我國逐漸深入融入到全球分工體系，我國的出口比重及產品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均在不斷上升，帶動了出口產品從農產品等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製成品、高端裝備製造產品、先進信息技術產品等轉變，拉動了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此同時，由於受限於我國經濟發展起步晚、自主創新不足、體制機制弊端等因素，很多外向型產業仍長期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我國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創造”的跨越仍有較大距離。其次是供給推動。其一，技術進步推動。隨着技術進步，各產業的比較優勢出現調整，將出現新技術更新改造傳統產業等結構轉型現象。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改革和開放的縱深推進，我國不僅加大力度從發達國家引進、吸收先進的生產技術、成熟的管理經驗、優良的制度設計等，而且還通過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税體制改革等體制機制創新釋放制度紅利，促進了農業生產率提高、工業相關行業生產率提升、社會整體效率改進等，從而推動了我國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新興產業更新改造傳統產業、“高精尖”技術產業淘汰低端落後產業等結構轉型。其二，要素稟賦結構變化推動。隨着要素稟賦結構變化，各產業的比較優勢隨之出現調整，將出現新的富餘要素密集型產業取代舊的要素密集型產業等結構轉型現象。近年來，隨着我國資本深化加速、人口老齡化顯現、人力資本質量提升、資源環境惡化、耕地紅線觸底等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經歷了資本密集型產業漸漸替代勞動密集型產業、節能環保產業加快淘汰高能耗產業等結構轉型。與此同時，我國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即未來產業結構轉型方向雖已逐漸清晰，但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全面產業轉型升級還在孕育和發酵過程中，而且結構轉型升級路徑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二、中長期制約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動力發力的關鍵性因素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轉型仍將持續面臨較為嚴重的收入不平等、自主創新動力不足、要素稟賦結構逆轉等不利國內發展條件，以及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大和國際經濟格局重構集聚外需下滑風險等不利國際發展環境。一是嚴峻的收入不平等制約了產業結構轉型的內需拉動力。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近年來我國的堅尼系數維持在0.48左右，長期高於國際通行的“警戒線”0.4，也遠高於主要發達國家的0.24—0.36水平。若從存量的財產不平等來看，我國的收入不平等差距會更大。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的《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5》，目前我國家庭財產的堅尼系數已經達到0.73，頂端1%家庭佔有全國1/3的財產，而底端25%家庭只擁有財產總量的1%左右。嚴峻的收入不平等形勢，不僅可能引發社會衝突，增加社會穩定風險，而且還會削弱居民消費預期，阻礙廣大人民羣眾消費需求升級，制約內需對產業結構轉型的拉動。二是外需下滑削弱了產業結構轉型的外需拉動力。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美國財政懸崖等不利國際因素影響，主要發達國家重新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轉變負債消費型發展方式壓縮進口，並同時採取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新貿易壁壘抑制國際貿易流量增長，壓制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增長。我國出口與GDP的比值從全球化高峯時期的0.36下降到2015年的0.21，增速則從23.9%下降到2015年的-1.8%。外需大幅下滑制約了外需對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傳導，削弱了外需結構升級對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拉動。三是技術進步逼近世界前沿而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制約了產業結構轉型的'供給推動力。隨着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與世界前沿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小，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前沿國家先進技術的潛在空間越來越小，自主創新成為提高我國技術進步的主要途徑。然而，我國目前的自主創新卻面臨動力不足、能力不高等問題，集中表現在大部分企業不開展創新活動。201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具有研發活動的企業僅佔16.9%，平均R＆D強度只有0.84%。隨着我國技術進步離世界技術前沿越來越近，將直接壓縮技術引進與模仿的空間，再加上自主創新動力不足，來自技術進步的產業結構轉型推動力將越來越弱。四是要素稟賦結構轉變縮小了產業結構轉型空間。2015年末我國60歲以上人口比重高達16.1%，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劇；2014年我國16.1%的土地受到重金屬污染，9.2%的地表水受到嚴重污染，全國開展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的16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僅有9.9%的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環境惡化持續加劇；耕地面積已逼近18億畝“紅線”，未來土地供給面積將不斷縮減。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勞動力供給量下降和人口撫養比上升，推動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本形成速度下降；環境不斷惡化要求加強環境監管、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了環境成本；土地可用空間縮小，推動用地成本上升並限制了產業擴張空間。要素結構變化將使得企業必須向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環境友好型產業、土地資源節約型產業等轉型，這將在增加產業轉型升級壓力的同時縮小產業轉型空間。
三、構築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動力持續發力機制
破除制約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動力發力的因素、構築產業結構轉型動力持續發力機制，應以系統性思維構築產業結構轉型的政策組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以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導向，統籌國內外兩個市場兩個資源，推進收入分配公平化、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與完善要素市場體系等。一是推進收入分配公平化，提升產業結構轉型需求新拉力。造成我國持續巨大收入鴻溝的原因，既有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的市場競爭能力差異因素，也有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扭曲，包括不公平的受教育體制機制、不公平的壟斷交易機制、被壓抑的金融體系等。未來我國應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導向，從根源上推動城鄉間、區域間教育資源均等化，破除不公平的以權力為核心的壟斷交易機制，加快推進被壓抑的金融體系的轉型升級等，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產業結構轉型需求新拉力。二是擴大消費需求，彌補產業結構轉型外需拉力不足。外需下滑而難以啟動內需的主要原因，既有我國長期依賴外需形成的慣性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更有我國長期存在收入分配機制不公平、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金融體系被扭曲等體制機制扭曲。未來我國應以不斷完善收入分配體系、健全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深化發展“普惠型”金融體系等，擴大內需，降低外需下滑對產業結構轉型的不利影響。三是加強自主創新，培育產業結構轉型供給新推力。造成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既有過去發展起步階段形成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後發”慣性，更有政府主導的創新體制機制、知識產權保護不足、科技管理體制不順、自由思想被壓抑等不利於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體制機制障礙。隨着我國發展階段提高，需要加快創新體制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理順科技管理體制、開創文化繁榮等，以此提升創新能力，開啟創新驅動的產業結構轉型供給新推力。四是完善要素市場體系，釋放產業結構轉型供給新推力。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既有經濟發展內在規律對要素稟賦結構的動態影響，也有我國過去為加快經濟增長而壓制勞動力價格、抑制資本要素價格、扭曲土地價格形成機制、資源環境市場定價缺位等。未來我國需要以體制機制改革為導向，從制度構建上逐步完善要素市場體系，讓市場在要素價格形成、要素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充分釋放要素市場改革紅利，促進產業結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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