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都曾試圖去幫助別人，但常常事與願違，明明是善意的舉動，結果卻給別人造成困擾；更有甚者，還給自己帶來了傷害。善意，為什麼被扭曲了？富蘭克林站在那位摔倒的女士的角度上，在確定了她不需要攙扶的情況下，躲到一邊，給那位女士留下自己站起來的空間，也留下恢復優雅風度的時間。他雖沒有扶起那位女士的軀體，但扶起了她的自尊。
這是一種理解，也是一種極大的尊重。這個社會需要善良，需要能感動中國的好人好事來温暖久居鋼筋叢林的人的心。但是，行善並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簡單粗暴地將善意強加在別人身上，而是從他人角度着想，帶着理解和尊重，採用合適的方式來做最重要的事。這是很有社會意義的。
因為在當今這個喜劇悲劇慘劇鬧劇交替上演並不斷轉化的年代裏，如果未能採取恰當的方式行善，其結果與初衷往往會背道而馳。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總覺得陳光標的“善行”不那麼純正、不那麼讓人愉悦的原因。行善者唯有帶着理解和尊重地去表達善意，才能真正讓善惠及他人。富蘭克林的“不扶”成全了受善者的風度，而中國彭宇的“扶”卻寒了行善者的心。同樣是看見有人摔倒，彭宇選擇了扶，這是因為此時老太太無法獨立站起來，彭宇的攙扶對她來説是必需的.，那麼彭宇基於良心的指引去攙扶一個需要幫助的老人，是無可非議的。但是老太太的指責卻讓這件小事變得撲朔迷離。
人們對行善者反被誣衊的同情有之，對揪出真相的激情有之，對司法部門疑似一手遮天顛倒黑白的憤慨亦有之——一個“扶”引出的蝴蝶效應讓天下行善者變得猶豫和畏縮：當看見老人摔倒在地，到底是扶還是不扶？我認為，讓這個本該無須考慮的選擇成為難題的很大原因恰在於被扶的人。從古至今，寓言和童話中總不乏諸如傷害恩人的蛇，出賣九色鹿的人之類的忘恩負義的形象。這些故事反覆言説着一個道理：助人者也要顧及一下自身的安全。而更殘酷的顯然是現實。因此，當我們要求行善者給予受善者更多的尊重時，是否也能尊重並呵護行善者的善心呢？受善者可以不接受別人的善意，但是也應學會尊重善意。
有一回，日本歌舞大師勘彌扮演古代一位徒步旅行的百姓，為了表現一個長途旅行者的疲勞，他故意鬆開了鞋帶。可當他要上場時，一個門生提醒他説鞋帶鬆了。他立刻蹲下，繫緊了鞋帶。當他走到門生看不到的舞台人口處時，卻又蹲下，把剛才繫緊的帶子又弄鬆。有位記者請教他原因，勘彌答道：“別人的親切必須坦率接受，要教那位門生演戲的技能，機會多的是。
在今天的場合，最要緊的是要以感謝的心去接受別人的親切，並給予回報。”當行善者給予了善的温暖時，受善者也回贈了感謝的熱量，這樣雙方都得到被尊重的滿足。湖南小夥鄧錦傑下水救人，自己卻被河水吞沒。被救者上岸後即欲離開，當被人提醒“救你的人還沒上來時”，被救者竟然回了一句“關我屁事”便揚長而去。即使後來迫於輿論壓力，被救者到鄧錦傑墓前致歉，但一句遲到的“對不起”，怎麼暖得了善良的心？縱使彭宇案查明瞭真相，又怎麼治癒得了羣眾心中的傷痕？又怎麼拯救得了道德敗壞的土地？千年前，孟子便指出“人性本善”，但即便如此，善的本心也需要後天的教化和細緻的呵護。
無論是行善者還是受善者，都需要相互的尊重和理解。人，有別於羣居動物，就在於羣居動物的團結是為了生存，而人是為了得到尊重和給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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