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當盧梭講這句話時，人類正在從封建專制的黑暗邁向資本主義黎明的啟蒙時代。這是人類對自由的嚮往。西方自由思想傳到中國，是近現代的事。嚴復於1895年2月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一文，其中有一段極為精闢的論析。他説：“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善技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論，皆其形下之粗跡，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邢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雲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把科學（黜偽崇真）與民主（屈私為公）看做西方近代文明的“命脈”，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稱得上是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見。而把西方行科學與民主而常通，中國行科學與民主而常塞，歸結為是自由與不自由導致的差別，這更非一般略通西學者所能言，而至今仍然可以發人深省。
然而，追蹤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我們會發現：中國雖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及至清廷的“文字獄”，但是古代中國人在精神信仰方面卻是最自由的。因為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可供信仰的思想資源極其豐富，這就是中國博大精深、綜羅百代的儒道佛思想。當一個外國人嘲笑中國人沒有信仰時，我們大可不必當真。中國人是最有信仰精神的：入世的信仰有儒家，可以修身治國平天下；出世的信仰有佛教，可以看破紅塵、不問世事，潛心修佛；介於入世與出世之間的有道教，可以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而且道教還主張入世可以佐國扶命，出世可以修道成仙。除了個別年代，中國人終其一生精神信仰都是自由的：得意了可以追求成為儒家的聖人，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失意了也可以追求成為道教中的隱者，可以長生久視，羽化成仙；絕望了還可追求成為佛教的佛陀，可以大徹大悟，普渡眾生。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儒家是這棵大樹的主幹，佛教是這棵大樹的枝葉，道教是這棵大樹的樹根。具體説來，“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內涵比較複雜，具有多重涵義，可以是愛，可以是公，也可以是人。儒家主張“修仁以成聖”。什麼人可以成聖呢？儒家的回答是：人人皆可成聖。所謂“欲仁而得仁”，“得仁”，你是聖人；尚未“得仁”，你是潛在的聖人。“道”是道教的核心信仰，“道”的內涵玄遠縹緲，“道可道，非常道。”但“道”有一個基本內涵是“順任自然”。因為老聃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什麼人可以成為道教的神仙呢？道教的回答是：凡物皆有道性。得道，你是神仙。尚未得道，你是潛在的神仙。佛教的核心思想是“涅槃”，其基本含義是解脱輪迴而成佛。哪些人可以成佛呢？禪宗六世祖慧能講“凡夫即佛”。覺悟了，你是佛；尚未覺悟，你是潛在的佛。因此，中國人從理論上説都是潛在的聖人、神仙、佛陀。
縱觀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儒道佛猶如一位靜觀世態、飽經滄桑的老人，訴説着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及其追求。中國人也許不具體信仰什麼宗教或學説，但儒道佛已經像血液一樣流淌在中國人的身上。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與西方人不同（西方人感到自己都是惡的`），中國人卻都是善的化身。無論成聖、成仙、還是成佛，最低的倫理底線都是“諸惡莫行”。儒道佛都認為人人皆可成聖、成仙、成佛，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儒道佛的人性觀，即：中國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儒道佛都一致奉勸世人行善必得善報。這樣，善成為中國人日常行為的價值取向。在這裏，聖、仙、佛就是善的化身，儒道佛就是中國人潛在心底的精神信仰，從而可以看出中國人的信仰追求就是竭力與善合而為一。對善的永恆追求正是儒道佛能從涓涓細流漸成巨流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古代社會較之西方社會更穩定、更長久、更強大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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