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碑林時，已近夕陽西下，因是春末夏初便總覺得天色尚早。於是，我又沿着三學街走上了順城巷，過文昌門一直向東，往和平門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就來到了下馬陵。提到下馬陵，就不得不講到一個關於它的故事：相傳，漢朝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董仲舒逝世後，安葬在京城長安的南郊。一日，漢武帝經過這裏時，為了表示對董仲舒的尊敬與哀思，特意下馬步行，於是民間從此就稱這裏為“下馬陵”。我姑且暫不去評説，這則傳説故事的真偽，既然來到了這裏，我就應該相信它的存在是真實的。
在這裏又一位思想大師與傳世巨匠，浮現於我的腦海之中，他就是“下馬陵”的主人——董仲舒。提起他，我想絕大多數人，對於他的認知和了解，幾乎都是來源於他向漢武帝進諫的一條學術建議與治學方略，那就是他所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既然説到了這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與方略，那麼就又不得不講一下，在漢武帝登基執政之前，中國古代社會中所流傳的各種學派，以及治學主張。
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先秦，曾在治學領域中出現過“諸子百家”的繁榮局面。諸如：以孔丘、孟軻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以李耳、莊周為代表的道家學派；以墨翟為代表的法家學派；以韓非、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學派；以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學派；等等。
在西漢王朝建立之初，漢高祖劉邦在在經濟上採取了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在治國上則信奉了“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並將其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一直延續到漢武登基之後。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車輪不僅能碾軋許多腐朽的事物，同時，更多地是使得一些新鮮的，符合發展規律的人和事應運而生。
公元前141年，中國古代歷史上迎來了一位雄才大略，且建樹頗多的皇帝，他就是漢武帝劉徹。漢武帝繼位時，西漢王朝已經建立了六十餘年，在經過漢高祖劉邦、漢文帝劉恆及漢景帝劉啟等幾朝的不懈努力與平穩過渡後，整個漢朝的國力大為增強，民眾的生活也日趨富足。在漢武帝臨朝執政之前，漢朝就已經歷了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在這樣的狀況下，漢朝原先所奉行的“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顯然已經無法適應漢朝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的發展需要，更為重要的是，原先的體制也無法適應和滿足劉徹蠢蠢欲動地內心了。所以，在劉徹繼位後七年，即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已經能獨立執掌朝政的他，便下詔在全國範圍內尋找和推舉賢良的文學之士，徵求治國方略。
當時，在江都易王劉非那裏任相國的董仲舒，被推舉參加了漢武帝的策問。漢武帝連續對董仲舒進行了三次策問，基本內容都是有關天人關係的問題。
第一次策問，主要是詢問鞏固統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問，主要是詢問治理國家的政術；第三次策問，主要是詢問天人感應的問題。漢武帝與董仲舒之間展開的這三次策問，也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其著作《舉賢良對策》中，不僅明確地闡述了“天人感應”的理論，也詳細地論述了在大一統中神權與君權的關係，並且大膽地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建議。
由此可見，董仲舒所提出的思想體系與治國方略，主要包含了三種論斷，即大一統、天人感應和以德治國。
西漢初期，實行的“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和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使其經濟迅速發展，並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可是，在漢景帝后期卻發生了以吳、楚兩個諸侯國為首的七國之亂，打破了這樣的盛世，並使統一的國家即將面臨着被分裂的危險。
董仲舒以為，這樣紛爭現象的出現，關鍵在於沒有在思想上形成大一統。於是，他從儒家經典著作《公羊春秋》中找到了有關於“大一統”的理論。並在他自己的著作《天人三策》中對“大一統”理論作了説明：“《公羊春秋》中所主張的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是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
他根據“大一統”理論的普遍法則，提出了在思想上也要“大一統”的觀點。他在《天人三策》中還説：只要不在六藝之列的'，（六藝是指禮、樂、射、御、書、數）都不允許其發展下去，不允許其與儒家思想一起存在。只有這樣，那些亂七八糟的學説與教派才不會再來迷惑百姓，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順利地執行下去，也能彰顯出統治階級至高無上的地位。
只有思想的統一，才能維護和鞏固政治的統一。用思想來鞏固政治，那麼思想就應該統一於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説和教派上來。故此，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統的建議之後，遂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將儒家學説作為正統的思想學説，從此，漢代思想界與文化界樹立起了儒學的權威。
眾所周知，儒家學説的創立者為孔子。當年孔子為了宣講和弘揚儒學，不辭辛苦，驅車千里。以周遊列國的方式進行宣揚，但是是收穫可以説是微乎其微。真正使儒學成為封建王朝正統思想，並將其發揚光大者，實乃董仲舒也。僅此一點，董仲舒對於儒學的貢獻，絲毫不遜與孔、孟等儒學鼻祖。
在“天人感應”理論中，董仲舒將《公羊春秋》裏，所記載的自然現象，都用以解釋社會政治衰敗的結症。他認為：人君為政應“法天行德政”，“為政而宜於民”；否則，“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而“遣告”人君。如果這時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董仲舒採用“天”來限制皇帝的私慾，制約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這就是“天人感應”理論，為封建社會長治久安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另外，在董仲舒治國方略的思想理論體系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就是“以德治國”理論。他倡導“德治”應是鞏固封建統治基本的治國原則。他在給漢武帝的上疏中明確表示：作為帝王，應秉承上天的意思進行國家的管控與治理。因此，就應該用仁德教化，而不是用刑和法予以治理，應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
正是由於董仲舒的善諫，加之漢武帝的納諫，才使得漢武一朝的思想、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能夠達到空前的統一和發展；更使得漢武一朝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前所未有的盛世之期。
我要為此番情景的有功之臣董仲舒喝彩，尤其是在下馬陵前。
文萃咖
